在传统的厚土中生长创造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文学阅读在国民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若问哪位作家拥有最多读者，恐怕难以精确统计。但要举出持续引发出版和阅读热潮的作家，汪曾祺当之无愧。即便在近年来的浅阅读语境中，汪曾祺作品也仍能长销不衰，首要原因恐怕是其文字易懂耐读，既好“下口”又有“回味”。此外，各类以旅行、听戏、做菜、绘画之乐再加些许人生感悟为卖点的汪曾祺选本层出不穷，也颇能说明读者期待如何选择和塑造汪曾祺。在此情境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版《汪曾祺全集》，无疑为全面认识汪曾祺提供了契机。

    显然，要论汪曾祺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阅读趣味。根据艾略特的命题“传统与个人才能”和希尔斯的命题“在过去的掌心之中”，每个作家的意义都有必要借其与传统的关系得到阐释。就汪曾祺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与沈从文的渊源、他与士大夫审美传统的关联、他如何连接40年代与80年代、他与中国文章学传统的关系，均曾被不同程度地探讨。我们当下重提传统，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并非某种稳固不变的实体，其构成要素复杂多元且始终在经受时间的塑造。比如，文章学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但传到“桐城义法”已是经历若干变异，而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遭致猛击之后，还有多少义法能够继续传到汪曾祺这里，也值得追问。其次，传统对作家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这个影响和接受的过程，有其阶段性及渐变性。汪曾祺青少年时代开始看戏、唱戏，但动笔写戏则到了50年代，对戏曲问题集中发表理论思考，更要迟至80年代。最后，传统之于个人的影响，并非普通的施受或对接关系，而是表现为基于创新意识的对话。只有从当下需求回溯传统，才能激活传统，从而使“纸上的传统”变成“活着的传统”。比如，汪曾祺称自己的思想“实近儒家”，这并非出于对儒家学说的认同，而是在以现代人的眼光重识儒家传统。

    总之，传统好比一片广袤而无形的厚土，旷日持久的风雨洗礼以及不可预测的地质运动，既使它遭受诸般考验，也是它生命延续的见证。个人有如种子，但这种子并非一朝落入厚土，必能顺理成章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能否向厚土中扎下根去，既取决于自身禀赋，也取决于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和阅读经验。最终能否开花结果，则根本上取决于个人修为。正是这种综合能力，决定了个人能否因地制宜，重温传统并从中充分吸收与转化养分，以促进自己生长创造并开花结果。

    汪曾祺无疑是一粒好种子。当然，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又为他成长助力不少。汪曾祺后来成为作家，当然要归功于沈从文的有力指引以及他自己的创造冲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汪曾祺早在40年代末就出版过小说《邂逅集》，但到80年代以后，才真正受到持续而热切的关注。有人说他“大器晚成”，他一面辩称自己并非大器，一面又将自己的文集名题为“晚翠文谈”，并自嘲“晚则晚矣，翠则未必”。如今我们知道，汪曾祺不仅早已在文坛绽放花枝，而且是愈晚愈翠。

    从崭露头角到愈晚愈翠，耗尽半生，此中甘苦，只有汪曾祺自己知道。唯其如此，汪曾祺才获得了必要的积淀和沉潜，极大地提升了个人修为。及至晚年，他曾在两首诗中评价自己，一是1989年的《我为什么写作》，一是1992年的《书画自娱》。前者有意梳理文学创作历程，后者侧重谈书画，但时隔三年的两首诗，自我评价的用语竟别无二致。在思想方面，“人道其里，抒情其华”对应“人间送小温”；在风格方面，“不今不古，文俗则雅”对应“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不妨认为，这两首诗共同展示了汪曾祺的历练和修为。汪曾祺的创作之所以能够生长创造并开花结果，正因为他从三个方面体现了回溯传统的意识和能力，或者说实现了当下与传统的对话。在推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我们深入研究汪曾祺如何重温传统，必能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自信。

    其一，化俗为雅，探求文艺融合创化之道。雅俗之分，殊难一言以蔽之。文学史上，诗、词、曲都曾有从民间传唱到文人创作的变迁。小说在古代难登大雅之堂，现已后来居上。汪曾祺少年时期一边听戏练字，一边杂读《论语》、桐城派以及八股文，这无疑有利于养成不分雅俗界限的认识观念和审美气质。40年代末，汪曾祺热切期望短篇小说将来“能够包容一切，但不复是一切本来形象”，表现出融合各种艺术品类、探索创新之道的渴求。但是，直到50年代先后编辑《说说唱唱》和《民间文艺》，并亲自创作京剧《范进中举》、整理评书《程咬金卖柴筢》之后，汪曾祺方才进入民间文艺的广阔天地。此后更是一脚踏入京剧界，直到退休。汪曾祺堪称老舍和赵树理之后又一位出入雅俗、兼备众体的当代作家，而他在融通雅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不遑多让。汪曾祺日后畅谈戏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并在古代散文、书画理论与现代小说观念之间通行无阻，显然得益于其多年来打通雅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至于提倡在生活中学习语言、向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学习语言，则充分体现了融合创化的正道：只有超出雅俗之分，随时随地贴近生活，才能写出好的语言、好的作品。尤其在《小翠》《大劈棺》等戏曲剧本中，汪曾祺以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切实提高了戏曲剧本的文学性，这是他的一大贡献。

    其二，推陈出新，践行文化传承发展之道。中外文学史上历来都有坚决的“复古派”，他们试图跨越时间长河，在当下再现旧时辉煌；标新立异者也不乏其人，他们试图斩断传统的牵绊，突出自身的创新。殊不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文化传承发展的奥秘，正在于推陈出新。青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实验各种现代主义招数时，或许无暇留意于传统。但在五六十年代“改造旧文艺”的时代氛围中，他也开始了对推陈出新的思考。参与探讨《十五贯》，他看重的是剧中新旧元素的协调；自己创作剧本，则尝试以意识流和心理分析手法为传统戏曲注入新质。80年代以后，汪曾祺大声呼吁：“我们要‘以故为新’，从遗产中找出新的东西来。”他本人在“改”上倾注了几乎全部心力：不仅改编《一匹布》等旧戏，还改写小说《聊斋志异》，甚至改写自己的旧作。每一次改动，汪曾祺都有意识地从当下需求出发：改旧戏，旨在“争取有思想的年轻一代”；改聊斋，追求“使它具有现代意识”；改旧作，则不动声色地加入了新的美学观念。分析总结汪曾祺改写的因由和效果，也就是与他一起探讨思想观念、文学观念的传承发展之道。汪曾祺并非有志于理论建树，但他时常谈论的话题，如“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结构就是苦心经营的随便”、气质决定作品类型、用字务求准确，无不源于当下体验，又关联着传统文论。汪曾祺的观点未必全都正确，但他在当下情境对话传统的自觉意识，仍能给我们不少启示。

    其三，儒骨道貌，彰显文人安身立命之道。儒家与道家，虽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却是中国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道出了古代文人儒道互补的生活理想。近现代以来，或因民族危难、时局动荡，或因物欲横流、人心浮躁，读书人往往无处安放平静的书桌。文学究竟是个人怡情遣兴之作，还是经世致用之道？汪曾祺的进退取舍，也有值得借鉴之处。汪曾祺自40年代起孜孜不倦地探求短篇小说的理想形态，但也留下一些晦涩难懂之作，还写过一些据说连自己都读不懂的诗。50年代尝试戏曲创作，自称是“闲着没事我写着玩”，还请朋友读来“解闷”。80年代写成《受戒》，本意也是能得三五知己欣赏足矣。可以说，视文学为怡情遣兴的产物，在汪曾祺这里有一条分明的线索。但另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是，他对作品效应的重视。对于评论家的意见，尤其是对于普通读者的反应，他极为留意。随着《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的获奖和传播，他对“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作过持续的思考。他多次表示，自己只是欣赏庄子的文章，对其思想则不甚了了。当汪曾祺说出文艺“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时，他终究在儒道之间选择了前者。若只看到汪曾祺潇洒脱俗的一面，误以为他是仙风道骨，就会忽视他的人间情怀。汪曾祺其实具有道貌而儒骨，他的欢乐与忧伤，皆因热爱世俗生活。他的作品中当然也有愤慨之言甚至裂帛之音，甚至去世前几年还在“当代野人系列”里刻写人世丑态，感慨“谁都是可有可无的”。这说明，他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还远未定型。汪曾祺遽然辞世，未及完成“衰年变法”，但也留下了重读和想象的空间。可以说，汪曾祺在融通雅俗、推陈出新等方面的重要收获，不仅得益于时常温习传统的自觉意识，自身也已成为值得温习的传统。

    （作者：徐阿兵，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