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选本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选本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选本文献的考证与清理，研究者对选本文献所进行的扎实详明的考证工作及其筚路蓝缕之功让后来者不能不肃然起敬。但是，文献考证必须和理论阐释相融通。不重视文献考证，选本的基本情况不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阐释；不重视理论阐释，选本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无从谈起。

    为了推进对选本的理论阐释，可以将选本在逻辑层面上拆解为物质外壳（文本形态）和理论内核（批评功能）。在讨论选本的物质外壳（文本形态）时，须先行讨论选本的择录标准，因为择录标准是决定选本形态的第一要素，选家必须首先依照一定的择录标准将作品筛选出来，然后才可能对作品进行某种形式的编排，选家的择录标准直接规约着选本的文本样态。检视中国古代文学选本，其择录标准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大体上可以分为审美标准和其他标准两类。审美标准是指以作品的文学审美属性及审美特征为尺度，这一标准具体表现为以文学审美属性为标准和以某一方面的具体审美特征为标准，后者又包括以作品体式（审美形式）为标准、以审美风格为标准、以审美类型为标准等。除审美标准外，还有其他标准，这些标准往往与选本的编纂动因密切相关，很多选本因受编纂动因的驱动，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就直接以动因为标准，如因政治动因而编纂的选本以政治为标准、因科举因素而编纂的选本以场屋得隽为标准，因地域因素而编纂的选本以地域为标准，等等。

    选家依照一定的择录标准将作品挑选出来之后，接下来就要以某种体例或样式将作品编排成集，以某种文本样态正式呈现于读者面前，至此，选本的形态正式定型。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选本形态析分为单一形态、复合形态、新兴形态三种类型。单一形态具体包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三种文本样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三种基本形态。复合形态主要表现为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两种情形。对于某些规模较大的选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结构不足以使入选作家作品的编排达到条分缕析、整饬有序的效果，此时选家就会将几种单一结构加以整合，进而形成一种层级结构。在宋代以前，选家一般不直接对作家作品进行等次的划分，而是主要通过入选作品的数量多少来体现，由入选作品的数量差别来间接呈现选家心目中作家作品优劣高下的不同；但到了宋代，由于理学之风畅炽，不少选本受到理学思想的浸淫，开始对作家作品进行直接的等次划分，并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直接呈现出来，这些选本将文体、作家、作品类别等打乱重组，一切以尊卑等级为准，对作家作品划分等次、区别对待，形成选本编纂中的一道别样景观，如《诗准·诗翼》《濂洛风雅》。除单一形态、复合形态外，中国古代文学选本在文本样态方面还有一点颇引人瞩目，那就是在选本中附加评点这一风气的兴起。选家在选本之内附以评点，将评点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味的正式文本（包括文字与标记符号），附加于选文之上，一道刊印，进而广为传布，产生重要影响，使得评点成为一种正式的文学批评方式。就现有文献而言，《古文关键》是可以确认的最早带有评点的文学选本。此后，评点类选本大量涌现、蓬勃发展，这也正是评点这一新兴文本样态所具备的巨大生命力的最好写照。

    文学批评作为文学选本的理论内核，乃是其本质性功能；正是通过文学批评这一本质性功能的发挥，文学选本的理论内核才得以呈现。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是多元化的，包括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一切文学现象的探讨、判断、分析、评价、总结等等。具体而言，主要有对作品文本的细读与诠释、对某种审美趣尚的标举与诉求、对作家身份的认可与传扬、对文学宗派的圈定与确立、对文学思潮的引领与呼应、对文坛流风的疏离与反拨等。通过这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功能，选本成为古人评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构建文学理论、书写文学史的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方式。

    对文本的细读与诠释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选本之文学批评功能的基本表现形式。评点类选本通过在选本内附加标示符号与批评话语，对所选作品进行随文解析，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与直观性，无疑是展示选本如何通过文本细读与诠释实现其文学批评功能的最佳案例。选本的形成过程就是批评创造过程，这一批评创造过程实际上是选家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以自我心理去体验文艺作品进行审美赏鉴、做出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的过程。时代的审美趣尚规约着选家个体的审美趣味，引领具体文本的选取与评鉴，使选本表露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映现出选本所处时代的审美趣尚；不同选家的自我心理如审美感受、情感好恶、价值取向均有较大的差异，也会导致选本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尚。对作家身份的认可、对宗派的树立也是选本之文学批评功能的重要表现。选本将一部分作家从众多作家中遴选出来，加以凸显，无疑会大大提升这些作家的知名度；而随着选本的流播，入选作家的声名亦会随之广为传扬。再进一步，如果某一选本中入选的作家同处于某一历史时段、具有某些创作的共性、遵循某种共同的文学观念，而该选本又广泛传播并被普遍接受，那么该选本中的入选作家就会以整体的形象被视同为某一创作群体，直至被认定为某一创作流派或文学宗派。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关系密切。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也制约着文学选本，促使选本对思潮做出反响与呼应。如宋代《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生发、循环互动的关系；《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诗风具有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二妙集》《众妙集》《四灵诗》《万首唐人绝句》《三体唐诗》《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唐僧弘秀集》《分门纂类唐歌诗》等唐诗选本与宗唐思潮相伴相随，相与契合，它们数量众多，声势浩大，与宗唐诗学思潮形成呼应之势，为之张目鼓势，功绩甚伟。在大部分选本引领、契合、呼应文学思潮的同时，也有一些选本选择了特立独行，它们不去迎合所处时代的一般趣尚与大多数普通读者的审美取向，而是呈现出另外一种批评姿态，表现出对文坛流风的疏离与反拨。如《草堂诗余》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瀛奎律髓》对宗唐思潮的反拨与矫正等。

    总而言之，无论是物质外壳，还是理论内核，关于中国古代文学选本，还有很多研究课题可以抉发、延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拓展、深化。无论是研究文学史、批评史，还是研究传播史、接受史，都不应忽略选本这一重要的学术资源。

    （作者：邓建，系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