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诗任笔

    “文笔”一词的出现是在东汉时期，但用于文体意义上的区分则是在晋代。首先是用“笔”指公文类文章，用“文”指个人之作，公私对举是“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以是否用韵区分“文笔”，这是“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到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中，将“神其巧惠笔端而已”的作品称为“笔”，将“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作品称为“文”，则为“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文笔之辨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成为中古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

    在“文笔之辨”的发展中，“沈诗任笔”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称谓，它反映了时人对“文笔”的态度与评价，是那个时期文学生态的典型表现。当时，沈约以诗著称，任昉以表、奏、书、启诸体散文擅名。钟嵘认为任昉少年作诗不工，长则动辄用事，所以“世称沈诗任笔”，而任昉也非常遗憾自己被以笔著称，从中可见时人更重视文，作为“文”主体形式的诗歌尤被看重。刘勰（465—520）和钟嵘（468—518）是同时代的理论家，刘勰提出“文笔”分辨的新途径，钟嵘拿出“沈诗任笔”的新说法，这表明南齐时期作家学者对文体的重视。

    《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的著述，有“《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沈约的诗，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计243首，与他的史、纪等笔体文章比起来不算多，但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其数量则颇为可观了。《南史·沈约传》记载：“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梁书·何逊传》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可见，沈约的特点在于诗笔兼善，又勤于创作，加之为当时文坛领袖，有巨大影响力，又以“声律说”开创了“永明体”，因而最终以诗闻名。

    任昉一生著述也很多，计有文章三十三卷，《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地理书抄》九卷，《文章缘起》（《文章始》）一卷、《述异记》二十卷。可见在这些著述中，表、奏、书、启诸体散文等“笔”占很大比重。而其“笔”也深受推重，《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尤长为笔，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辞宗，深所推挹。”任昉博学多识，才思敏捷，对“笔”这种文体非常擅长，往往一蹴而就。钟嵘《诗品》说任昉的诗“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南史·任昉传》说他“博学，于书无所不见”，而作诗却“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他对笔体的擅长。

    沈约以诗闻名为一代辞宗，任昉以笔擅长为沈约所“推挹”。但对时人所谓“任笔沈诗”，任昉却“甚以为病”，他也曾在晚年“转好著诗，欲以倾沈”，但终因“用事过多”而有“才尽”之讥。但这并不影响他在齐梁时期文学史上与沈约并驾齐驱的地位，在历史记载中，二人常常相提并论：“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实际上，他以笔体文章同样赢得了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文笔之辨”给中古文学生态带来的新气象，也可以说是中古文学生态给了“文笔之辨”以新平台。《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文章最根本的在于“情性”，只要有巧妙的构思、形象的语言，无论是诗赋铭耒之文还是奏议书论之笔，都会流传久远。

    沈约以倡导的“声律说”开启了“文笔之辨”以韵分类的第二个阶段，并且以他的创作和诗歌主张，为文体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比如他说谢脁：“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先从声律的角度称赞谢朓的诗歌音韵和谐铿锵，读起来有金石之声；又从思致的高远、格调的不俗说其赶超风云之上，可谓极尽赞美之能事。所以清代陈祚明说他“颇能貌宣城之诗，调谐言其工稳，思上言其遒拔也”。不仅如此，我们从沈约对其他诗人的评价中亦可见其诗歌理论中对音律的重视。他称赞王筠的诗“丽则”，重视的是“声和被纸，光影盈字。夔牙接响，顾有余惭”“会昌昭发，兰挥玉振，克谐之义，宁比笙簧”，他称赞刘杳“辞采妍富”，说他的诗“句韵之间，光影相照”，无疑更重视声韵和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曾引述沈约的话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又引述邢邵对沈约的评价说：“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三易”强调的也是少用典故、不用僻字、声调和谐。在《宋书·谢灵运传》中，沈约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也是遵循音律的规律，要求懂得平仄之法。沈约既讲求“三易”，又重视音律，他的诗歌理论似乎已经超越了仅仅以“韵”划分文笔的简单粗暴，对文章有了审美的综合需求。

    这不禁让人想到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提出的关于“文笔”分野的新原则：“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以审美体验作为划分文笔的新标准，我们将之列为“文笔之辨”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沈约对任昉、谢朓等人的推崇之语和沈约自己关于文章的思考，都应该对萧绎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作者：米晓燕，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