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开始恢复本科招生是1978年,我很幸运成为第一届学生,那年我已经23岁。
美院差不多十年没有招生了,我们的老师有30多位,学生却只有12个。刚进美院的时候,还没有分工作室,也没有按国、油、版、雕的画种分科,大家一起上大课,互相做模特。教学生活都在一个大院子里,那里的气氛很像个大书院,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探讨。“文革”后恢复高考,老师们可以规律教学和自主创作,他们的艺术生命也好像重新被点燃,那种教学和创作的热情也强烈地感染着我们。
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魔一样地画画。
我还记得有同学晚上还在路灯下画夜景,早饭前画一张写生,晚上去图书馆占座位抢画册看。自从上了大学,我一有时间就发疯似地画素描,看每个人的脸都特别有画意,能画就立即画下来,下乡写生也觉得处处充满画意。那段充实的生活想想真是美好。热情与爱造就了艺术生命。
上学之前我在铁路系统画了七年宣传画,动手能力强,但有一些野路子。上学时我也听先生们说过,“文革”画宣传画,红光亮、高大全,皮肤上用到朱红、橘红,甚至用到荧光红都觉得不够红,色彩的识别力受到影响,先生们后来经常去大自然写生恢复自己的色彩辨别力和敏锐度。上了中央美院,我觉得进入了一个非常系统、科学和完整的培养体系,不仅有造型、色彩各种绘画技巧的训练,还从美术史等文化课学习中增强个人修养,这种全面的学习让我有脱胎换骨的感觉。
毕业后我一边教学,一边创作,一边寻找我的绘画之路向哪个方向而行。我画了《北方姑娘》。画中人物是我的夫人芃芃,但她其实又不是一个具体的、个性的形象。我想画一个姑娘,在油画形象上创造出一种代表东方女性的形象,用的是传统的方式,我采用比较庄重的金字塔式的构图,但是带有中国人的审美。“第一届中国油画展”征集时,我去送创作的时候还很苦恼,由于过去留下来的概念创作和主题创作的影响,觉得这样的作品可能并不适合大型的展览,但是老师们觉得这张作品非常好,建议我送展。这张作品后来获优等奖,印刷也特别多,这给我很大的鼓励。过去像这样画一个普通人的作品,不可能获奖,也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这次获奖对我的小小探索是一次重要的肯定。
接下来的十几年间,我不断地重返乡土写生,画了很多鲜活的农民形象。写生就是写生命,而不是写熟练。写生是一个油画家必须经常持守的本分,是亲近自然、体验生命、锤炼画艺的最佳方式,是画家用画笔和心灵直接触摸生命本源的有效途径。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跟他们在情感上紧密相连。我是在寻源,在这些质朴的农民身上,真正保留着中国文化里面高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在这些农村老人的身上,看到了善良和正直,还有那种尊严和尊贵感以及农耕时代的长者风范。可见,贴近内心的体验重于画面的表现,深入生命的关注优于创新的理念,真诚纯朴的态度强过个性的彰显。体验若是肤浅,表现就会流于简单;感受若不精深,表达就不能深入。深入,不是周到细致的描画;深入,是你触摸到事物的本质,是你切实体验到绘画的独特境界,是进入你心灵深处的那份感动。作为艺术家,我把这种纯粹的情感通过画笔传递,我描绘的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承载了画家情感与体验的活生生的形象。
油画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100多年。油画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才有创新的可能;只有在掌握绘画本质规律的前提下,才有表现的水平;只有建立高标准的价值取向,才有发展的可能。我们不在融合与对抗的论争中打来打去了,我们高标准地发展绘画技巧的同时,油画已经成为我们绘画语言中的一元,它承载了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审美和中国情怀。
我渴望自己以一颗仰望的心,切切感恩的心,去礼赞存在于万物生命中的美,以信心和虔诚,使用平实而确凿的绘画要素,终其一生,去表现令我感动的纯净而超然的境界。生活中那些鲜活质朴的大美,令我活着做着就时时感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杨飞云,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