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0年,我的油画作品《父亲》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金奖。《父亲》在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上都具有既震撼又深沉的情感力量,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作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第一批留校任教的高校教师、校长,我经历、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
高考恢复前,1968-1978整整十年,我在四川达县的一个钢厂当锅炉钳工。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报名参加77级的考试,这一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的大环境改变了,过去的禁区被取消,产生出一系列新的文艺观念以及当代艺术的样式和表达,比如伤痕题材、乡土题材等。大三那年,当青年美展的通知下来时,我觉得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农民题材是我的强项,乡村、乡情和乡邻都是我所了解的,这一方面源自我多年以来的成长经历,另一方面源自大巴山的生活。该怎么去画农民题材?当我看到收粪人时,便画了下来,这是《父亲》的第一稿。我想到的是农民收粪肥,要变成粮食养活国家,养育这个民族。我要表达的农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体和脊梁,但那太文学化了。所以后来有了第二稿、第三稿,一稿一稿推进,最后成了《父亲》。
大学毕业后,1983年底,我成为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这段经历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坚定了要重回农民题材的信念。
那个时候出国学习主要是看画,也叫读画,是要记笔记的。在国外留学时有两位大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伦勃朗,一位是毕加索。毕加索是不断否定,伦勃朗是不断重复他的一生。在乌菲齐博物馆,伦勃朗的两张相隔30年的肖像画当时对我造成了一种内心的震动,似乎一瞬间便跨越了时代在跟大师直接对话了,心灵上有了共鸣。我找到了榜样,找到了方法和模式——重复。这种认识给我的影响很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根,重新回到农民这个题材上去。
回国后,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回到传统的方式,但在规划未来艺术方向时还是朦朦胧胧的,一直在反复尝试和探索。创作中唯一不变的理念就是回到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回到自己文化的根上去,寻找到一个当代的视觉图式,跟西方做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尊重。
从我个人的创作历程来讲,经历了从带有苏联模式的现实主义,到以超级写实主义为表现手法的乡土现实主义,进而发展到如今的注重探索形式语言表现力和油画民族化的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各个行业包括美术、文学、电影、戏剧、诗歌以及科技、体育等都有机会回到自身规律和轨道上。正是因为这样,作为一个个体的罗中立,才可能按照艺术规律来思考自己的艺术人生。这同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发展、文化艺术发展的主题是契合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文艺繁荣的大环境,更不会有机会来谈论今天艺术界所包含的丰富艺术面貌了。这是我最深的感触和发自肺腑的体会。
(作者:罗中立,系四川美术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