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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

    朱子研究缘何长盛不衰

    作者:刘向培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4日 16版)

        《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顾宏义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如果要评出今日学者关注度最高、对国人思想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古代人物,朱熹无疑在列。全祖望谓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甚为的当。至于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可谓孔子之后,一人而已。因此之故,关于朱熹的研究,一直是学界长盛不衰的热点,而朱熹书札作为研究其行实、历事之第一手资料,更是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顾宏义先生近著《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即为此整理研究之新作。

        言其为“整理研究”之作,而非古籍整理或资料汇编,是因此书不单单是资料整理汇编,而包含着整理和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看,《汇编》皇皇六大册,逾两百万言,收录迄今所见朱熹致师友门人书札两千五百余通,他人致朱熹书札三百七十余通。此次汇编不仅是从朱熹《晦庵文集》及师友门人文集和后人辑佚著作中收录,更有采自朱熹与时人之其他著述,序跋、碑传、志文尽入其毂中,而蒐集之时代,更是下至元明,其辑录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数量之多,罕有伦比。

        从其研究层面来讲,纵观全书,有四分之一强而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乃考证书信撰写时间,并对其一一系年。因朱熹及师友门人诸多书信并未留下撰写年月信息,顾先生博引宋代史料,旁证朱熹及师友门人行谊,参伍以求,错综以验,推年排月,考证细密。如朱熹《答张彦辅》(《汇编》,第3189页),此书札共一百六十余字,作者据信中“伏承惠吊,并以香茶果实远致奠仪”一语,以及《晦庵文集》卷九四《朱君孺人祝氏圹志》载朱熹母祝氏卒于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葬于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而知此书为朱熹致书答谢张彦辅致奠其母,故其撰写时间在其母亡后不久。另外,作者指出本书札原题《答尤尚书》是错误的。尤尚书指尤袤,然据《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等文献,尤袤未曾除官襄阳府或京西路,而本书有言“襄阳之除,必是见阙。……引领西望,徒切怅然”,显然不合。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卷上以为尤袤实为张栋之误。《汇编》据《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云:“乾道五年,舒州民献龟,骈生二首,不能伸缩,郡守张栋纵之潜山。近龟孽也。”又《宋会要辑稿·方域》九之一九云:“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十九日,荆南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秦琪、权京西转运判官兼权知襄阳府张栋言”,推知张栋任权京西转运判官兼权知襄阳府当在乾道六年初,证本书实致权知襄阳府张栋,时在六年二三月间。其推求考订,令人信服。此类系年考辨在书中俯拾皆是,使得此著成为一部兼具朱熹书札资料整理与研究价值的力作。

        以此而言,《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一名,并未道出其学术研究部分之内涵与价值,若读者不察,仅从书名查阅,则易忽视其研究之义,故此书名不失为一小小的遗憾。

        前述整理与研究价值兼具,可称为《汇编》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则在于其收录朱熹与师友门人往还之书信,即此著不仅如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那样收录了朱熹的书信,还编辑了迄今所见朱熹师友门人致其本人之书信,此亦为本书区别于既有研究成果的最大特色所在,双方书信一往一还,构成了诸多事件的全息镜像(王瑞来:《朱熹功臣,劳瘁之作——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述评》,《中华读书报》2018年5月23日),为学者研究朱熹及相关人物、事件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顾先生将自己与朱熹相关的研究成果融入是著,使得部分旧题有了新意。如因朱熹弹劾唐仲友及王淮反道学,世人多关注二人之间的交恶与纷争,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更是认为朱、王“关系自始即如冰炭不相入”(《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65页),但顾先生据朱熹致王淮书信及相关史料考证,两人交恶之前颇有些密切的交往(顾宏义《朱熹与王淮交游考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朱熹与王淮二人当初识于乾道四年(1168年)间,在此期间朱熹向王淮建议救荒之策,“王公报皆施行如章”,看来其二人荒政之见颇为相合,关系当亦甚为融洽。现见朱王两人交往的最早书札乃朱熹淳熙六年(1179年)之《与王枢密札子》,第二封则在淳熙七年,是年正月初,朱熹因复请祠不报,再撰《与王枢使札子》,致书王淮,请王淮“开陈”转圜,若两人关系较疏,必不至此。八年(1181年)三月,朱熹南康任满,待次归家。不久,升任右丞相的王淮,以荒政为急,大力荐举朱熹,曰:“朱熹学行笃实,拟除浙东提举,以倡郡国。”“修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民被实惠,欲与进职。”九月,朱熹因宰相王淮荐,改除提举浙东常平公事。对于王淮举荐朱熹的原因,余英时先生以为此乃王淮欲完成“进贤报上”之承诺,却又一反此前宰执如陈俊卿、龚茂良、史浩等举荐朱熹进入中央,借口“荒政”而“把他安排在浙东地方上”,即通过强调“修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此一表面上入情入理的“说词”,而实质“是有意将他挡在权力中心之外”。顾先生认为从两人此前交游情况上看,余先生之说不确。而自乾道四年秋至七年初,王淮知建宁府期间,对于朱熹所行之救荒措施,王淮还是颇为赏识的。此交游考以朱王二人书信为依据,论证扎实,自可立为新说。朱熹致王淮书信的编年考证,亦融入《汇编》的研究之中,资料汇编与研究工作,二者可谓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再者,《汇编》中朱熹与师友门人的往还书札,编织出了朱熹丰富的交游世界,亦为我们研究朱熹带来更多的观察孔径。如朱熹与陈亮之间,前者坚持德性论,而后者秉持事功论,两人围绕三代和汉唐的王霸义利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以往学界关于二人的关注点多置于此。然细读《汇编》中双方频频互致的书信,却会发现在学术交锋的背后,二人在生活中居然有着相当深厚的友谊。

        陈亮《丙午秋书》(《汇编》,363页)云:“千里之远,竟未能酬奉觞为寿之愿,雪梨、甜榴四十颗,今岁乡间遭大风,梨绝难得,极大者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织一缣,疏不甚佳,只堪粗裘用;苏笺一百,鄙词一阕,薄致祝赞之诚,不敢失每岁常礼尔。无佳物自效,切幸笑留。……入秋脚气殊作梗,意绪极不佳,欲作一书,数日方能下笔,又不成语言,遣仆遂以蹉跎,秘书必察其非敢慢也。”朱熹答书云:“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且承雅词下逮,郑重有加,副以蜀缣、佳果、吴笺,益见眷存之厚。……但有一事处之不安,不敢不布闻。私居贫约,无由遣人往问动静,而岁烦遣介存问生死,遂为故事。既又阙然不报,而坐受此过当之礼,虽兄不以为谴,而实非愚昧所敢安也。”仅从此两封书札中,即可知陈亮每逢朱熹生日即遣专人奉送“每岁常礼”,并递送贺信,其礼品包括雪梨、甜榴、蜀缣、苏笺,并作贺寿之词一阕,不仅礼物均为难得之物,其特意所作贺词及书札,更显见陈亮安排之精心,情谊非轻。而朱熹对友人如此郑重其事,感念非常。书信中反映出朱陈二人在学术上的争论几乎势同水火,生活中却是相互关心的挚友的交游“奇观”,很难不令今日我辈想见、神往,此种君子之风,盖无论何时何地,都可树为士人交往之典范。

        顾先生治学,大多从文献入手,以考辨见长,不作凿空之论,其在扎实的文献考辨基础上所立之论,是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汇编》如此,《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亦如此,《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则堪为其由文献入手而治宋史的代表。先生从役《汇编》六年有余,个中甘苦备尝。此皇皇大著不仅为“朱子学文献大系·朱子学史专题研究”再添新编,如上述所举朱熹与王淮、陈亮政治、生活交往两例,其坚实的系年,严谨的考证,亦将增益朱子学研究,为其向更深、更广之处开掘,提供了更多的进路。

        最后,吹毛求疵,仍想接开篇所谈书名之憾,若能在其中添入“系年考证”之类的文字,则可让更多的读者一目了然其功用,对于大家认识和发现此著的研究价值提供便利。

        (作者:刘向培,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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