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孙诒让

    孙诒让（1848—1908）是“清儒主流中最后一位大师”（姜亮夫语），以治《墨子》和《周礼》而闻名于世。其所著《墨子间诂》与《周礼正义》，为治墨学与礼学者之所必备。章太炎对孙诒让的学问评价极高：淹通今古，著纂闳博；晚清特立之儒，三百年绝等双。而在笔者看来，孙诒让其人其事，足资今人考校借鉴者，远不止学问一途。孙诒让在世60年，曾有29年时间跟随做官的父亲辗转各地，剩下的31年，除去8次入京考进士且均未考取外，其他时间一直定居于老家浙江瑞安。其间他尽心侍奉父亲孙衣言，与叔父孙锵鸣时相往来。因此，孙诒让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乡贤。作为一位将乡土情怀与天下视野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著名乡贤，其成长过程和成年之后的所作所为，既遵循传统道德，又有益于族人乡里，对于今日中国之乡村文化建设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首先，孙诒让等持守父辈制定的课约、族规及家训。

    从现存的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来看，孙家至少曾三四次制定课约、族规和家训。

    1880年，孙衣言制定诒善祠塾课约，对于族中子弟们阅读经史子集的先后、书法练习的顺序均做了要求。如：读经虽不必背诵，但须字字解析得明白；读史，则务必先自《史记》《汉书》《后汉书》开始，然后再读《明史》；读古文，务要从三苏的议论文开始；临帖，应从颜体入手，须每日清早粥前取颜真卿《多宝塔碑》《家庙碑》等名帖临摹。

    两年后的1882年，孙衣言又手定《盘古孙氏族规》35条，强调为人应方正，勿触犯国法；应周济年老贫乏之族人；丧事喜事以节俭中礼为度；训蒙须有规矩，教书先生授课时族人可亲临听讲以决定其去留等。

    此后的1896年，孙锵鸣又作《家训随笔》，其间对家中子弟的做人做事有诸多要求。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点：

    1.不可忘记祖先。“祖宗者，人之根本”，“备礼祭告，示不忘本”。

    2.总须宽厚待人。孙锵鸣在家训中指出，祖先性情宽厚，这对于儿孙辈乃莫大的福气。曾祖父恢廓有大度，才八九岁，劝父母不必与族内人争田产，曰：“男儿贵自立！儿而才，虽无先业可以兴，如其不才，先业虽厚，足恃乎？”至孙锵鸣祖父，“性宽厚，喜施与。戚友中有来告困乏者，不忍却，必委曲为之谋，往往代为书券转贷。及期，辄出己财偿还之”。后来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先后为进士，为温州地区清代二百年来所仅见。当时前来道贺者都认为，孙家后代的发达与祖上之懿德纯行、厚德大度，不无相关。

    3.力农事，尚勤俭。“（孙锵鸣父亲）早起晏罢，课僮奴治田事，暑月草履薄扇循行阡陌间”，不言劳苦。孙锵鸣母亲则操持家务，与其祖父同心治家。“躬执炊爨，未尝置婢媪，力求甘旨以奉老姑外，为先生治馔，虽非丰，但必精洁。”“夏日汗涔涔循肩背下，衣领半湿。入夜纺织补纫，余（孙锵鸣）兄弟诸妹衣履襦袴皆手自制造。鸡鸣始就寝，与我父黾勉同心。由是铢积寸累……及暮年为余兄弟析产，有田百八十亩矣。”孙锵鸣在忆及这些时，也希望孙家子弟继承这种耕读传家的良好传统，“我父母毕生勤苦，其缔造之艰如此”，子孙不能不经常念及。

    孙锵鸣父亲从《四书》中集句作为对联，“但愿润身不润屋，虽无恒产有恒心”，置诸座右，用以自勉。孙锵鸣则用其勉励子孙曰：“富贵何常之有，我子孙苟能守此二语，奉持勿失，必不至辱行败名，以为祖宗羞矣。其谨识之哉！”

    4.为人严正有度。孙锵鸣父亲（孙诒让祖父）耿直有度，“我（孙锵鸣）父之勤俭，人知之。我父之严正，或不尽知也。乡居时，里族有以不平事来告者，曲直是非，当几立当，其横逆无理者必严斥之，不肖子往往不敢为非”。他不占公家便宜：“其经管庙社公产，出内簿籍缕析条分；用有赢余，必为增置产业、器具，不以一毫自私；应官赋未尝俟期会，见城邑有恃势隐匿者，痛恶之，曰：‘此负朝廷责，当得穷苦报。’”并且，孙诒让祖父对于攀附阿谀奉承官府之事，一向不屑一顾。“晚岁城居，余兄弟游宦在外，邑令丞有来候起居者，遣仆持柬往谢，未尝一报谒，曰：‘人以出入衙门为荣，我以为耻也。’其严正，他皆类此。”

    5.重视手足之情。孙锵鸣常以自家兄弟相依为命的往事劝诫家中子弟：“戊戌正月，余兄弟同北上。余会试，兄朝考，皆被摈。探知己亥、庚子、辛丑连有科场，遂同留京待试。旅居不易，各觅馆以资糊口。兄馆于汉军李氏，宅在西四牌楼之北。余馆于米市胡同廖氏，相去几二十里。一日早起，李氏人来言兄夜间为煤气所中，神色有异。余闻之，跃而出，踉跄行里许，始就车，又怒驴之不速也，复下车趋。蹎扑者再，仍上车行。及至李馆，兄已平复啜粥矣，相见且悲且喜。又一日，余病疫，兄日出城来视，稍剧则留住余馆，延医量药，夜不解衣睡，调护甚至。”其手足之情令人动容。

    孙锵鸣认为，兄弟间和睦相处，乃孝道之一种。“兄弟者，人之手足，人无手足则行动坐废，无兄弟则孤立无助，天属之亲莫亲于此。然自人心不古，孝悌道衰，嫌隙易生，其端甚微，其害甚大。夫嫌隙之来，岂一途哉？父母之爱疑其有偏也，产业之分疑其不均也，性情嗜好之不能尽同也，学术艺能之必欲求胜也，际遇之亨屯不一也，仕宦之显晦或殊也，子女生育之有早迟多寡有亡也，小儿女之争执必各袒其所生也，姻戚之往来而多厚其私亲也。嫌隙既开，龁日生，至有以薄物细故构成不可解之仇，外则来州里之讥评，内则酿家门之隐祸，可不惧哉！可勿戒哉！”

    6.须先国而后家。“丁未，兄来会试，余恐兄之因余回避，先期请于兄，将告暂假。”1847年，孙锵鸣担任朝廷的第十一房同考官分校礼闱（会试阅卷），而哥哥孙衣言也在同年入京参加会试。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兄弟一人中须回避。孙锵鸣打算告假，不再担任考官。孙衣言则安慰弟弟孙锵鸣：“汝初次考差，外差既两失矣，得一分校，搜索一二好门生，胜吾自得多矣！吾乡举如此之艰，即入场能必获乎？汝不必过为我计也！”“此不过迟我一科，弟毋介意。”“及余（孙锵鸣）出闱，兄遂南旋。”在这次考试中，孙锵鸣选拔的人才就有后来担任傅相的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至此，孙家兄弟的“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等自我意识完全让位于士大夫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据孙延钊所作父子年谱，孙诒让乃一孝子，经常帮助父亲孙衣言起草校订手稿。且自1879年孙衣言辞官回瑞安定居后，凡是有益于族人、乡邦之事，父子二人往往互相商议。此外，孙衣言、孙锵鸣兄弟情深，孙诒让与叔父又过从甚密，以上课约、族规、家训的制定，孙诒让应该亲自参与其中，且身体力行。并且这些塾规、族规、家训，一直在族人和乡里乡亲那里发挥作用。当地除孙家之外，黄氏、陈氏等家族先后崛起，与孙氏三人的引领倡导不无关系。

其次，孙诒让等遵从父辈的安排，重视乡邦优秀文献，校刊以广流传。

    在孙衣言和孙锵鸣热爱乡邦、服务族人等理念的影响下，孙诒让热心且矢志不渝地从宋代以来的温州乡贤著述中寻找有益于家国文化建设的成分，这其中以对南宋“永嘉学派”的发扬光大最为有名。1877年，孙诒让撰《征访温州遗书约》，广泛搜求优秀的乡邦文献，“凡遇先哲著述，片纸只字罔不收拾。诸家倘有储藏，不论时代远近，卷帙多寡，均祈惠示，俾得抄存复本，甄其精要，校梓以广流传”。在父亲、叔父的带领下，孙诒让编纂成《永嘉丛书》13种。可以说，他们三位为永嘉学派在清末的复兴作出了很大贡献。

再次，孙家修建“玉海”藏书楼，支持乡里后生前来就读。

    1888年，孙衣言为其子建藏书楼，名曰“玉海楼”，“专为庋书读书之所，且愿乡里后生来就我读，不徒为一家设也”。“诒让仰承庭诰，襄助搜访，综所收获，约八九万卷”，“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孙衣言于是年八月定《藏书规约》16条，以所刊《永嘉丛书》四千余版列置楼下，要求诒善祠塾肄业及房族子弟有志于读书治学者，皆须参加孔子生日等祭拜活动。并且希望子弟们“读书如对严师庄友，不可跛倚倾侧，或欹枕灯火之旁，阅时先将楼下几案拂净，用蓝布一方，拥在几上，再将所借书取出，打开函帙，正身端坐，细心阅读，不得以指甲掐裂中缝以唾揭起纸函”。摒斥那些读古书时仅选读其中一两篇或每篇仅读一两遍，且又张口呼号者，不希望这样的子弟前往玉海楼观书，“如不痛改此等恶习，不可辄观吾楼所藏也”。

又次，孙诒让的乡学特色——于儒学志怀纯静，于时务明白通达。

    作为晚清偏安于浙江东南一隅的一介乡贤，孙诒让一生，若只是谨守“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原则，谨遵父辈所提倡的课约、族规、家训等，虽不失其正，不失其本分，对于今人来说，其借鉴意义终归有限。作为晚清著名的朴学大师，孙诒让的超拔之处在于，其行止超越了一般的族规和家训。这表现为：

    1.关心时局，与时俱进。

    1897年，孙诒让从天津订阅《国闻报》《国闻汇报》，从澳门订阅《知新报》，从上海订阅《实学报》及《译书公会报》，除此之外，各地朋友还赠阅报刊，有助于他了解时局的进展。1898年，孙诒让更是致书《时务报》编辑汪康年，云：当年若有公车上书，即使自己不去京城考试也不妨列名其中，“无论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

    除了与维新派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外，孙诒让对章太炎等进步人士也极尽保护之能事。章太炎为清廷追杀之际，托友人宋恕拜在孙诒让名下，“欲道海抵温州，履先生门下”，当时文网深密而时局艰难，但孙诒让坦言，“吾虽无长德，中正之官，取决于胆，犹胜诸荐绅怯懦畏事者，自有馆舍可止宿也”。不仅收留章太炎，还想法帮其远渡日本。此间，为营救秋瑾，孙诒让曾两度写信给座师张之洞求救，未果。为支持“新山歌案”中的革命党人陈耐辛，孙诒让甚至与地方官发生了冲突。“先生亦几及祸焉。怀保善类自若，学者介以为重。”

    2.倡导儒学，心态开放。

    作为晚清大儒，孙诒让对当时中国的弊病不无思考：“夫中国政学舛驰，其不相谋久矣”，“窃谓今日世势之危，事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中国神明之胄”，因而“窃冀魁杰之士，勃然奋醒，与寰宇同志集成兴儒会”，“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主张以儒学的复兴来对抗西方的入侵。

    就其思想实际，孙诒让对来自西方的教派并无好感，曾写诗对其表达不满，“午贯姑榆战教宗，漫天飞旝苦连烽”。但这却不妨碍他以极为开放的文化心态，与英国传教士苏慧廉接触，并在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用白话文发表演说，“天道循环，以前中国文明盛时，有几件事情传到西国；现在西国文明强盛了，又有许多学问传到中国。大概地球上万国文明，总要处处开通”。

    明德之后必有达人。自近代以来，瑞安孙氏后人一直活跃于海内外各个领域，这应该与其族人子弟坚守族规、家训不无关系。如今的瑞安，家家户户重视古书收藏，且渐成时尚，这大大出乎外来人的意料。“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个人感觉，今日瑞安乃至温州经济的崛起，与当地人既坚守传统又保持开放不无关系。对此，作为晚清温州乡贤的孙诒让，以及他的父辈，是有倡导之功的。

    （作者：李海英，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