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儒家学说的生命力

    【读书者说】    

    由于各个时代的思想家承接的思想遗产及其面对的时代问题迥然相异，他们对孔子思想的演绎就各不相同了。而为了更好地实现传统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能够悬置各种附加到儒学上的近乎光怪陆离的时代性思潮，进而“潜回到创化儒家学说的原生场域中去”（《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第24～25页。下同），最终识别出儒家文明的核心理念，正是刘东教授《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一书的主旨所在。

一

    王国维先生曾指出，殷周之际是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那是一个“礼崩乐坏、远古的信仰灰飞烟灭的时代”（第23页）。从较广的视域看，与其他世界主要文明体几乎同时，古代中国文明也在此时发生了伦理的突破，即人间伦理及其秩序开始占据本来由自然宗教秩序占据的显要位置。人的地位逐渐从匍匐于神的状态绽出并挺立和超拔起来。人开始将瞻仰神的世界的目光转而投向自己，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现世问题。

    神的退隐伴随的是人的尊严的出落。而这里的“人”也逐渐清晰化、具体化为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有欲望、意志和理性。他们开始习惯摆脱神的管制，开始习惯用自己的智慧之光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这些道路在一种意义上是全新的，即都不再是为神所预定的道路，而是需要自己摸索的道路。他们不断用成功证明自己理性的力量，他们也时常在遭遇不测中觉察到人类理性本身的有限性。“他体验到了人世的骇然可怖和他本人的孤独无靠。他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并已为索求解脱和救赎而接近无底之渊。而且，既然意识到了自身的限度，他便为自己立起至上的目标。”（第23页）总体来讲，人类迈出这一步，是相当艰难的。因为旧的世界的范式往往以法则、公理、规范、习俗等近乎磐石般的重压力量让人望而却步。戴震对于“后儒以理杀人”的控诉正与此相通。从开始体验“人世的骇然可怖和他本人的孤独无靠”到最终“为自己立起至上的目标”，中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即勇于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和敢于“为索求解脱和救赎而接近无底之渊”。这也就是中华文明始自殷周之际的“思”的传统，即人们思索以至睿智的能力及其勇气，《尚书》讲的“思作睿，睿作圣”，孔子主张的对于学来的知识要“思”，并主张“君子有九思”以及孟子主张“心之官则思”均是如此。

二

    康德在其《什么是启蒙》中讲，对于个人来说，“想要挣脱那几乎已成为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状态是困难的。他甚至爱上了这种状态，而且眼下他也没有能力使用自己的理智，因为他从未被容许去做这样的尝试。”因为“他已不习惯这样自由地移动。因此，只有少数几个人能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智，探索出一条坚固的道路，并成功逃离不成熟状态。”康德这里将“个人”与“公众”在理性的运用上做了不同的处理。他认为“公众”“在自己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桎梏之后，便会向周围传播一种精神，既合理评估他们自身的价值，又激励每一个人开展独立思考。”可见，从“只有少数几个人”到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公众”，正是新的文明范式亦即新的世界观逐渐形成的历程。

    宋人有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之前，周公从统治者的德行角度，将“德”内在化和普遍化为人之性，孔子在周公德行论基础上，又对“仁”加以诠释和深化。相对于周公讲的“德”，孔子讲的“仁”更多地从人的道德理性立言，更多地主张从人的具体的实践功夫出发来开显人的存在意义，所以孔子主张“为仁由己”，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历史文化的“实然”与“应然”的鸿沟面前，在“无可祷也”的孤独困窘之中，孔子依然教人秉持自我那包含了道德与智慧即仁与智的有限理性，向着良善之地勇猛精进。孔子所昭示的文明发展方向正雄辩地向世界证明“一个没有教会的世俗世界，不仅是有可能独立存在的，而且是有可能达到高度文明水准的！由此，它也就无可辩驳地向世界证明了：善于自我救度的、充满主动精神的人类，实则只需要一套教化伦理、提升人格的学术话语，去激励和修养社会成员的善良天性，就完全可能保证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从而不仅维系住整个社会的纲常，而且保障人们去乐享自己的天年！”（第57页）这种乐感文化对于“人生顺逆起伏的偶然性，时运的变幻莫测，以及必将到来的生死大限”（第82页）不再困惑、忧惧与伤痛，更不会去寻求神灵的庇护和宗教的慰藉，相反能够直面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将此世存在的意义在这些看似琐碎和无常的遭遇中品味出来。这与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旨趣相通，即“对于超验的神灵进行了‘缺省’处理，想要试探着去寻找更加靠得住的出发点，以便为人生重新安顿出真正‘值得一活’的意义。”（第49页）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孔夫子与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并非抽象地拒斥神灵，而毋宁说他们将存在的神圣性更多地转移到人本身亦即人心之中。

三

    钱穆先生晚年在其《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曾断言“‘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这一说法也为许多其他中国现当代思想家所认同。而值得关注的是，“天人合一”的当代哲学意涵的生成有一个显著的转化历程。其中，从“绝地天通”到“天人合一”的衍变是一个颇具学术魅力的话题。刘东教授在其《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这一话题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解析。值得强调的是，他是在透视中华文化主干——儒家文化的根本特征的意义上探讨的。

    对于“绝地天通”究竟意味着天人相分还是天人合一，学界尚持不同观点。如李零主张“‘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近年的研究成果显示，将“绝地天通”理解为天人合一向度的学者日多。总之，两种不同理解在一点上是一样的，即主张“绝地天通”与“天人合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逻辑和历史阶段。

    与此不同，刘东教授认为与其非此即彼地争执，“倒不如把这两个侧面结合起来，反而会使我们的把握扩展得更完整一些。——而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既意识到了‘绝地天通’的危殆，又憧憬着‘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且既让前者去刺激和警醒后者，又让后者去缓释和慰藉前者，从而使得并存于文化意识中的‘忧患意识’和‘悦乐精神’，既能够相互激发、支撑和转化，又能够彼此制约、解毒和补足，这才算是更完整地把握到了这种伟大文化的特征与底色。”（第186页）

    可见，与其他学者主要从线性发展的维度理解和诠释“绝地天通”与“天人合一”的关系不同，刘东教授将二者重构为一种全新的观念结构，将忧患意识与悦乐精神这一表面上看起来相互抵牾的思想整合为一个有机的观念结构。这一观念显示，绝地天通以后，先秦社会文化心态无疑随之发生了天崩地坼的变化，人在苍天的空旷辽阔之中，史无前例地感觉到孤独无靠，也正是在这种忧惧与困窘之中，人被迫开始在一片荆棘荒芜之中迈动脚步，其精神也从众神覆育之中被迫远征并习惯在自为自在的酬酢中重建自信与自尊。但如果仅仅如此，人类不过是重返丛林的适者生存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先秦儒学还逐渐为久违的“天人合一”注入了新的思想要素，即道德性的形而上学取代了湮灭已久、锈迹斑斑的神像的地位。自然宗教神的没落与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呈现为一个共时性过程。

    值得强调的，这个复合的思想历程之中，有一种因素不仅没有随着自然宗教的陨灭而减蚀，反而在人类社会中变得更加牢不可摧，那就是“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植根于人内在的道德心与实践理性中，而不再是外在的任何形式的神与仙。这正是刘东教授在其书的第九章《何以代宗教》及其他相关章节探讨的主题。孟子沿着孔子逻辑认为君子不把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望当成自己的天命，而把仁义礼智信这些伦理德行当作自己的天命。这个道德意义上的“天命”不再是宗教性的乖戾无常的自然力量，而是人类在苦难的存在历程中为自己缔造的“第二自然”。

    所以说，“正因为‘天与人’并不能在当下就达成‘合一’，所以，在天边就会飘着那块并不能确定预测的‘乌云’，而在价值系统中也会长久保有那个总是不无遗憾的‘缺口’，从而，人生的旅途也就会长久敞开着它的未定的意义。正是在这一个关键点上，还是因为那个神学支点的‘缺省’或删除，就使得儒学与（无神论）存在主义感受到了共同的紧张与危殆。”（第217页）在这个对绝地天通的忧惧与对天人合一的憧憬中，畏与敬两种人类的基础情感得以安顿。畏与敬之中所蕴含的忧惧与悦乐、敬谨与洒落，指向的不仅是人类由之出发的原点，也指向人类未来的地平线。这两个视角为中国传统文人撑起了运思与行动的光谱和意义域。这一意义区间不是封闭的，而是同时向四方敞开着的，循循不已、生生不息。

四

    沿着上述的运思线索，刘东教授此书最后将目光投向“启蒙与儒学”就不是偶然的了。在这一部分中，他主要不是从学术史上梳理儒学与启蒙思潮的关系，而是一开始就单刀直入地从以孔子仁学为核心的先秦理性主义视域中透视启蒙的真谛，即实现“人文”与“理性”的充分和解，并认识到“儒学不仅曾经在过去的历史中，切实充当过启蒙运动的先驱者，而且可以在当今的世界上，继续成为启蒙思想的同情者，乃至应当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可能成为启蒙事业的后继者。”（第413页）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到了当今之世，其真正的使命也就只有逻辑地再延伸为，继续去呼应和支撑西方的世俗化运动，从而对于危机中的启蒙进行坚定而明确的拯救。”（第461页）如此一来，中国能够给予世界文明的贡献就在于一种“高明的生活的艺术与策略”。（第462页）只有把握到这一点，才可能把握到《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的主旨，也才能进一步领会到此书作为“先秦理性主义的遗产”三部曲的“内核”的意味，并进而理解其即将陆续面世的三部曲的“外围和域外”即《论儒杨互补》和《孔子思想的西方回声》的意义指向。

    （作者：张新国，系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链接    

    本书为刘东教授先秦理性主义三部曲的第一部。

    作者基于比较研究的独特视角，在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强烈反衬下，潜回儒家学说的原生场域。作者在萨特哲学的现代起点，看到了最为类似先秦儒者所面临的初始思想。孔子那些使人如沐春风的教诲，竟是源自对于生命有限的悲恸自省，作者以天边的乌云为喻，肯定了儒家在现世悦乐的精神之外，更有对历史的不确定、人生的偶然与无常、天命的莫测与残酷的清醒判断，正是这种认识守住了中国文明的底线，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