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中美经贸摩擦

【摘要】

    ●这场经贸摩擦虽然发生在中美之间，但反映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互动机制和经济利益等方面不同诉求的冲突。

    ●无论什么形式的技术转移，都不可能因为“强制”而产生持续的市场行为。美国政府把中美双方在市场上理性的技术交易歪曲为“强制技术转让”，既不符合事实，也严重低估了包括美国企业家在内的外国企业家的智商。

    ●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但从根本上是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位置的前移，所遇到的阻力和打击会越来越大。这或许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之后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发展经济学深入研究。

    ●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发展环境，要求我们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探索更高层次、更多元的开放模式，与世界上一切谋求发展的国家共同进步、共享繁荣。

    发展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唯一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学科，它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其理论视角是一种长期性的发展视角，而不是短期的经济波动视角。发展经济学特别关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及其变迁。对于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需要对三个问题做出回答：其一，发展经济学从中美经贸摩擦中看到了什么；其二，有没有可能把中美经贸摩擦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其三，中美经贸摩擦给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课题。

发展经济学从中美经贸摩擦中看到了什么

    贸易逆差只是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借口，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为了维护“美国优先”，美国政府不惜通过发动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而削弱中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

    在传统上，一种商品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所经历的各个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即创造价值的整个链条都发生在一个企业内部。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价值链从单个企业的内部拓展到企业之间，进而跨越国界延伸到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把世界各国的投资、生产和贸易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也正是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

    关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有三点值得特别强调：第一，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除了受该国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影响外，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就越是靠近低端。第二，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位置越远的国家之间，产业的互补性越强；相对位置越近的国家之间，产业的竞争性越强。第三，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位置逐渐向高端移动，其移动的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和各行业技术创新的速度。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和中高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禀赋优势，在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多为附加值较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消费品和最终产品。美国则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出口中国的主要是飞机、汽车和集成电路等高附加值的资本品和中间品。也就是说，在发展初期，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样的贸易关系也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即，以国际贸易推动促进经济发展，谋求贸易顺差以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获取国际资本缓解国内资本的稀缺。同时，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也证明，在低收入阶段，以资源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一项重要战略。

    然而，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永远固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随着经济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不再丰裕，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资本不像发展初期那样稀缺，技术进步也开始从主要依靠模仿转向创新。根据萨缪尔森（2004）的逻辑，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必然会改变它在国际经济中曾经拥有的相对比较优势，使得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向前移动。于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减弱，而竞争性逐渐增强。

    因此，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为了维护“美国优先”，美国政府不惜通过发动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而削弱中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最终阻断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可见，贸易逆差只是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借口，与他们所指责的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也没有直接的联系。正因如此，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非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至于美国在与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发生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则是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贸关系中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外商企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通过订立商业合同与中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转让或许可其技术，从而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商业回报，是互利合作的理性选择。无论什么形式的技术转移，都不可能因为“强制”而产生持续的市场行为。美国政府把中美双方在市场上理性的技术交易歪曲为“强制技术转让”，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尊重包括美国企业家在内的外国企业家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严重低估了外国企业家的智商。

把中美经贸摩擦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中国最有力的反击，是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工业革命中，加快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步伐，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继续前移。

    改革开放使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初步转变为工业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要素禀赋、社会需求、外部发展环境等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处于新旧发展阶段转折的重要关口。在新的发展阶段，正当中国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换发展动能，调整经济结构之时，美国政府发起了针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贸易摩擦，严峻的外部环境会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约束，可能出现美国资本撤离、汇率波动、部分企业减产并影响就业等问题，但这些压力会激发中国政府和人民谋求发展的力量、深化改革的决心。

    首先，当前美国政府发起的旨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经贸摩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国诸多阶层、诸多地方和部门的利益，这促使人们对理性应对经贸摩擦并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充满期待，进而对深入推进改革充满期待并达成共识。

    其次，这些压力促使我们丢掉幻想，告别低收入阶段的经济开放模式，探索新的经济开放模式，在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融入全球经济。对外开放过去是、现在和将来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发展环境，应该有不同的开放模式。在低收入阶段，中国劳动力相对丰裕，但资本稀缺、技术与制度相对落后。因此，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市场和资源换取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先进制度，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发展战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的资本相对充裕，而劳动力相对紧缺，人口红利消失。一方面，随着劳动成本、土地成本与环境成本的快速上升，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市场，后发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低成本优势的挑战日益严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越来越弱，学习型技术进步模式正在走向尽头，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国制造业传统的竞争优势。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发展环境，要求我们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探索更高层次、更多元的开放模式，与世界上一切谋求发展的国家共同进步、共享繁荣。

    最后，这些压力更加坚定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奋力前移的决心。当前美国政府发动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企图，就是将中国长期固化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最有力的反击则是，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工业革命中，加快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步伐，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继续前移。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在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将摩擦所产生的冲击转化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由此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御国际市场冲击的能力。首先，切实推进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改善市场环境，完善竞争规则，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通过进一步减税，给企业松绑，让企业焕发生机与活力；以切实的制度创新推进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其次，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创新开放模式。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发展问题，必须在开放中以发展的方式解决。一方面，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市场准入条件，逐步开放金融业、高科技行业与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加强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深化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合作，形成兼具高层次和多元性的立体开放网络。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任何国家都无可替代、也不愿失去的庞大市场；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有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条；中国是全球吸引外资第一大国和对外投资第二大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些都是我们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勇往直前谋求发展的信心之本和力量之源。

中美经贸摩擦给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

    西方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适宜低收入阶段的以资源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理论和“双缺口模型”等利用外资理论，不再适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开放实践，新的实践迫切需要新的开放经济理论与开放发展战略。

    这场经贸摩擦虽然发生在中美之间，但反映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互动机制和经济利益等方面不同诉求的冲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国际经济格局将是一种常态。其中，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些过去的实践中不曾遇到、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未曾研究过的新问题，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学做出新的分析和新的解答。

    其一，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遭遇一些发达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的现象。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经济活动跨越主权国家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融合的过程。近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都证明，发展中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理性地开放经济，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借助经济全球化释放市场的力量，能够极大地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虽经近十年的调整也没有迎来理想的复苏。在这种背景下，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加之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碎片化的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纷纷登场，逐渐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势力。当前的美国政府基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原则发动中美经贸摩擦，是典型的“逆全球化”行径。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发展中国家如何开放才能利用好经济全球化的正能量并免受“逆全球化”势力的摧残，是发展经济学必须研究的新课题。

    其二，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遭遇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的现象。工业化是一国的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表现为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经济结构变迁。纵观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2008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的服务化、去工业化，在发展时序上呈非竞争性的互补关系。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开放经济就意味着契合上了发达国家先行发展的齿轮，就能利用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所产生的力量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空心化”、过度金融化的弊端。因此，从2009年年底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启动了重振工业的再工业化战略。尽管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在发展时序上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但是，两者之间的互补性程度大大降低。如何积极应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持续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发展环境下面临的新课题。

    其三，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直接遭受发达国家压制的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产业升级使得它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从末端开始前移，从而会改变它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比较优势，也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因此，往往会招致发达国家打压。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技术上具有先发优势，而且主导着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但从根本上是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位置的前移，所遇到的阻力和打击会越来越大、发展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或许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之后，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发展经济学深入探究。

    总之，中美经贸摩擦告诉我们，西方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适宜低收入阶段的以资源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理论和“双缺口模型”等利用外资理论，不再适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开放实践，新的实践迫切需要新的开放经济理论与开放发展战略。

    （作者：叶初升、唐晶星，分别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特约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