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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18日 星期二

    有点儿萎靡的长篇小说,还是要振作起来

    作者:刘金祥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18日 16版)

        茅盾长篇小说《子夜》手稿。彭桐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文艺观潮】 

        长篇小说作为文学阵营的重镇,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学发展水平的基准,也是备受业界瞩目和读者关注的文学重器。改革开放40年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几乎呈现井喷态势,通过时下纸媒、网络和微信平台发布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长篇小说或发表或出版或获奖的信息,不难想象长篇小说的写作规模和创作速度,已经溢出了读者的文学史知识范畴和文学理解力视域。郁达夫在1926年出版的《小说论》中写道:“人民对于小说的要求增多,作小说的人的报酬也丰富起来了。于是作家亦日渐增多,所以市场上的小说作品,就也不得不增加了。”今日长篇小说作品数量的激增,并非郁达夫所说的符合文学规律的理性扩充,更不意味着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健康文学生态的正式形成。相反,正是在大众需求的急切催促下,一场以市场意识为主导的长篇小说写作潮流,逐步异化长篇小说的叙事精神、审美规范和写作法度,使得部分作品沦为虚张声势的写作游戏和率尔操觚的文字垃圾,看似繁荣的表象背后潜藏着诸多困境和隐忧。

    遏制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众收入的不断增加,很多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逐步由生产型社会过渡为消费型社会。植根于消费型社会并与之相适应,大众消费文化应运而生且甚嚣尘上,这是一种为消费行为寻找价值、意义、依据和支撑的商业文化形态。大众消费文化恪守市场规则、奉行资本逻辑,秉持世俗道德标准、迎合低级欣赏口味,不断制造消费热点、激发消费欲望、赢得大众心理、赚取丰厚利润。消费文化的这些功能和特点,直接左右着大众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在紧张生活节奏和沉重生存压力袭扰每个社会成员的当下,人们为了释放心理焦虑、缓解精神负荷,大都倾向于选择以轻松、娱乐、休闲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

        于是,日常生活的诸多事物大都被纳入消费文化体系,审美泛化消弭了严肃文艺和庸常生活之间的惯有界限,消费文化成为许多作家从事长篇小说写作的指导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文学价值观的病变,比如有的作品猎艳搜奇,有的炫富摆阔,有的戏谑把玩,有的调侃油滑。这些长篇小说表现内容和生成机制出现扭曲的不正常现象,表明一些作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了价值迷失和审美迷茫。

        长篇小说创作可谓是一种极其艰辛、颇为复杂并带有鲜明主体色彩的精神劳动。一部优秀的长篇作品,往往是作家精心构思的结果和悉心劳作的产物,它蕴含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切感悟,承载着作家对人生、命运的透彻思考。但是,随着消费时代的不期而至和消费文化的无孔不入,一些严肃文学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旨趣大幅趋向庸俗、低俗、媚俗,被消费文化绑架的一些长篇作品不再是表现宏大场景的文学叙事,不再追寻人文意义和人性维度的故事书写,而是通过不厌其烦地描述官场规则和游戏方式,通过津津乐道地描绘情感欲望和人性黑洞,以博得市场占有率。

        在市场化规则逐渐取代文学逻辑的过程中,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新型文化商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长篇小说的资本利润和剩余价值,在利用多种方式驾驭小说作者的选题内容和写作进程的同时,又想方设法地通过制造某种规则来实现对读者文学兴致的引导与控制。可以说,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长篇小说的出版节点与销售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作品代理人所操作的市场的刺激和鼓动。其中,市场这只看不见却又无所不在的手,在长篇小说生产的各个环节发挥着主导作用,把许多名家的新作打造成盈利的工具,又将诸多新手的习作锻造为追名逐利的阶梯。那些曾经标榜自由创作的作家则沦为写手,成为长篇小说批量生产线上熟练的装配工。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尽管目前每年有近万部貌似长篇小说的作品出版问世,但文质俱佳的精品力作却屈指可数。清代顾炎武说:“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自主性已经被海量消费文化所裹挟,其精致性也早已湮没在各具特色的消费文化符号和商业行为中。在消费主义喧嚣的时代语境中,长篇小说创作需要坚守文学理想和文学价值,以独特的方式认识社会、把握时代和反映世态,特别是面对利益诱惑和世俗干扰,作家需要保持定力和耐力,秉承操守和良知,在浮躁的氛围中沉潜下来,面向市场但不迎合市场,理性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努力创作出坚守文学独立价值、无愧于时代且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

    重新唤回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现实主义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文学传统,古往今来的众多名篇佳作大都是高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典范,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都是以现实主义大师身份而彪炳文学史册。可以说,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生相伴、如影随形。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长篇小说创作拥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出路。

        但近年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长篇小说领域似乎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现实主义表达方式逐渐淡出一些作家的创作视野。无论是熟稔还是拒斥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其文学观大都越出传统现实主义的疆域,纷纷操持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路数,从形而下的现实景况探寻,走向形而上的心灵世界解码,逐步放弃了现实主义这一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思想方法和基本美学追求。由于作者忽视了对时代突变背景下日常生活经验的观察与积累,导致了长篇作品话语表达本体地位的削弱。当下的一些长篇作品,偏离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航道,成为戏说历史故事和追忆陈年琐事的载体,成为单纯的臆想推断和虚妄的叙事狂欢的主要文本,缺少对现实生活介入的姿态和立场。从表现手法上看,部分长篇作品大都笔法滞涩单调、结构芜杂粗陋、故事简单琐碎、人物扁平无奇,即便有情节的起伏跌宕也大多显得抽象化、概念化、模式化,缺乏在场感、创意感、新异感和可信度。有些作品看似在状写现实、透视生活,实则停留在挖掘与打量琐细而虚浮的生活细节上,许多作家就此陷入逼仄而边缘的生活支流中,缺少剖析生活真谛、切中时代脉搏、回应大众关切的耐心和韧性,缺少对时代生活主脉进行精神凝练和艺术处置的自觉,缺少真诚朴实的写实主义态度和立足现实、超拔现实的原创能力。

        中外文学史表明,优秀长篇作品大都与现实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只是这种缘分有着深浅之别。本来文学与时代、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需要赘述的命题和早已明晰的范畴,也是当代作家无法回避的严肃课题,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整个当代文学集体“向内转”,有些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疏离火热的时代,抛弃缤纷的生活,心浮气躁,凌空蹈虚,丧失了对时代生活的敏感性和直觉性,透支“想象力”,挥霍“感受力”,甚至在网络上搜罗各种有卖点、有看点的段子噱头,进行拼凑、组装、加工,使得现实生活失去了作为长篇小说探究时代生活本质的母体作用,这与鲁迅先生当年倡导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创作原则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现在重提弘扬现实主义精神,重申作家与生活互动、与时代相拥,绝非无的放矢的空洞口号。看看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谍战”“侦破”题材的长篇小说,除了具有娱乐大众的消费功能外,几乎没有多少人文营养,但在当代文学殿堂里却好评如潮,大获其益,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再看看那些以现实主义之名、行消费主义之实的情感类、隐私类作品,既回避对大众境遇的审视与诘问,又拒绝对坚毅生命的向往和期许。文学不是社会学,长篇小说作品也不是社会学文本,如果丢弃了艺术性和审美性,或者说社会性覆盖了文学属性,那么长篇小说作品就会成为对社会生活的原貌复制,最终将背离现实主义既介入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内在要求。

        倡导长篇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实乃文学发展规律使然、历史演进逻辑使然、读者强烈诉求使然。呼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究其根本就是期望作家顺时而为、应时而动,走出书房,离开密室,与现实把脉相牵,与人民心手相连,贴近大地,汲取创作营养,保持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写作立场,努力创作出承接地气、触及心灵、引发共鸣的精品佳作。

    增强宏大叙事能力

        长篇小说篇幅长、体量大、情节繁复、人物众多、故事庞杂、结构宏阔,能够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宏观地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深刻地揭示时代发展和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往往被喻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或“时代的史诗”。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具有综合性、复合型特征的文学样式,决定了创作者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深邃的思想洞察力、编织恢弘故事的统摄力,简而言之就是要具有宏大叙事能力。这是长篇小说作家对时代流变中重大事件的深刻把握和艺术再现,是蕴含在庞大形式结构之中又超越形式结构之上,具有多种隐喻功能的叙事追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曾经呈现出宏大叙事的繁盛气象,其时几乎所有作家都以创作反映时代特征、再现现实场景的史诗性长篇作品为使命,痴迷于对长篇史诗品格的审美追求,久而久之沉积为一种难以释怀的“史诗情结”。但近年来,长篇小说宏大叙事的态势开始弱化,大量作品热衷于小叙事、微叙事、元叙事,聚焦于杯水风波、小情小调、鸡零狗碎,锁定于插曲化、碎片化、瞬间化,一些生活半径狭小、感知能力钝化、学养功力孱弱的当代作家,缺少以一种大手笔从事文学叙述的热情和激情,缺少一种总体把握历史、观照现实的气度和格局。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更多地看到的是个人身心遭际和一己精神困境,体会不到时代变革阵痛与人们心灵震颤之间的内在关系,感受不到作家对整个社会境况和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

        一些时代观、历史观和审美观尚未完全定型的年轻作家,未能通过文学方式把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进步相结合,未能将笔触伸向时代发展的主流、主脉和主峰,反而将视角对准时代发展的侧影、背影,缺少表现时代深刻变革的鸿篇巨制,无法全面精准地传递出时代变迁的丰富性、复杂性、传奇性和微妙性,难以生动传神地讲述中国智慧、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也难以把个人经验上升为大众经验,进而形成文学的公共价值。

        面对新的时代征程,好的作家需要具备观照世道人心,从事宏大叙事的素养、信心、魄力和修为。作家对长篇小说的终极追求,无论其手法如何变化,都离不开铺陈浩繁故事、塑造奇绝人物这个重心。中外文学发展历程表明,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大都是宏大叙事的产物,正是由于宏大叙事使读者对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乃至许多细节难以忘怀。宏大叙事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体现最为困难也最见功力,这种大体量、规模化的文学叙述,是对作家阅历、经验、学识、心智和耐性的全面检验,既需要作家长期潜入生活,还需要经年研读经典,更需要涵养追求史诗性创作的心魄和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宽视角地摹写时代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心灵嬗变和精神图景,才能多维度地创作富于强大思想张力和绚丽美学光泽的优秀作品。

        (作者:刘金祥,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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