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学的拓荒之作

    希罗多德是希腊乃至西方史学的奠基人，被誉为“历史学之父”。《历史》是希罗多德奉献给希腊史学的拓荒之作，记录了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那场宏大的战争。

    希罗多德出生于小亚细亚多利亚人的移民城邦哈利卡纳苏。由于地缘关系和贸易往来，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比希腊大陆更早受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的辐射。哈利卡纳苏以北的伊奥尼亚早在公元前7—前6世纪发展为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是希腊哲学和科学思想的诞生地。这里的哲学家们怀疑宗教神话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试图通过观察和思考探究万物的本原、理解世界的本质。这种理性和批判的精神对希罗多德影响很大。希罗多德对事物成因和源流的强烈好奇心以及他用伊奥尼亚方言和探研究诘精神撰写著作，本身都表明伊奥尼亚文化传统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

    探研究诘（Historia）是希罗多德《历史》的核心和灵魂。开篇希罗多德便不同凡响地宣布，这部著作是他探研究诘的成果。“Historia”原意为观察、调查、询问，引申为通过所见所闻发现事实真相。在当时的希腊知识界，“Historia”代表一种科学的方法。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用“Historia”这种方法揭示宇宙万物的秘密，希罗多德则是首次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对人类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人。在希罗多德之前，希腊人以史诗或散文记录过去。这种记录混杂着神话和传说，因而被视为缪斯的启示，而希罗多德试图通过自己的探研究诘获得有关过去的真实信息，并以叙事的方式将其呈现，达到保存记忆、“不被遗忘”的目的，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叙事史，使希腊人认识过去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从神启转变为理性的思考。《历史》中也因此出现了“我根据传闻加以探究”“这就是我能探究到的所有情况”“这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究的结果”这样的表述。

    探究希腊波斯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希罗多德为《历史》设定的重要任务。在书的前半部分，他追溯了东西方的交往，并且将波斯、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民族风俗、自然地理和文化纳入到他的探究框架。这些内容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其中，即波斯帝国的建立和扩张。正是波斯帝国向西部的扩张，才引发了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因此，这些好像无关紧要的内容却承担着追本溯源的职责，与后半部分对战争过程的描述构成一个连贯的统一体。

    记录人事、从人的角度来解释事件的原因及结果是希罗多德的重大创新。之前希腊的史诗、甚至纪事家的记录从未明确将主题限定为人的活动，而希罗多德开篇就表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和动机：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光彩，特别是要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录下来。他创造性地以人作为叙述的主角，探究人类而不是神的业绩，这就使研究对象从诸神转向了人类，在本质上与神话传说划清了界限。他试图说明这场战争是两个民族、两种不同的文明和政治体制的较量，而不是神干预的结果。在叙述战争的发动以及成败时，希罗多德坚持人本主义立场，把人视为决定性因素：马拉松战役雅典之所以获胜，因为他们是为保卫自由和自己的国家而战，因而“战斗得令人难以忘怀，他们奔跑着向敌人进攻，对穿着奇异服装的米底人毫不畏惧”；波斯国王薛西斯入侵希腊不是因为征兆，而是因为他要惩罚雅典、征服欧罗巴的土地。当然，希罗多德在书中并没有完全排除神意、征兆，他承认神会因为嫉妒干预人类的事务，但他更相信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空间。由于希罗多德记录的是人的活动，并且在叙述中坚持以人为本，使《历史》摆脱了神主导的散文叙事，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了新的突破与飞跃。

    揭示真相是希罗多德的目标。希罗多德没有亲历希腊和波斯的战争，需要通过探研究诘还原事实真相。在《历史》中，他提到了获取资料的几种途径：亲眼见到的；根据亲眼所见做出的判断；亲耳听到的；通过实地考察或向目击者求证后自己研究过的。在公元前5世纪的口头文化中，所见和所闻代表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的重要区别，希罗多德肯定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所见比所闻更可靠，但他却第一个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应用于探究过去的事件。对于听到的信息，他总是尽可能通过实地考察和亲眼所见加以求证：为证实吕底亚人讲述的克洛伊索斯奉献的故事，他考察了德尔菲神庙、底比斯的阿波罗神庙以及科林斯的宝库；为确定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得到赫拉克利斯这个名字，他到腓尼基的推罗进行海上旅行。只要通过调查获得了真相，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讲出事实。他敬畏德尔菲神谕，但不只一次提到德尔菲的女祭司在处理纠纷时收受过贿赂。对有关同一事件或问题的不同信息，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他通常有闻必录，但也坦言自己不一定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有时还会明确提出质疑。比如，关于尼罗河为何从夏至开始涨水而整个冬天则一直保持低水位，希罗多德对希腊人提出的三种不同说法逐一进行了反驳，而后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强调造成这一现象的唯一原因是太阳的运动。依据亲眼所见判断，通过实地考察求证，充分表明希罗多德有一种真诚的求真态度，是他赋予希腊史学忠于事实这一高贵品质。虽然他判别资料的方法还比较简单，但求真使他的作品脱离了诗歌和散文。西方历史学在希罗多德的努力实践下应运而生，柯林武德认为希罗多德是“公元前5世纪与苏格拉底比肩的一位伟大的创新天才”。

    希罗多德无愧于“历史学之父”的头衔。丰富的人生阅历，广博的知识，使他具有了洞察世事和人生的智慧。他书写战争但厌恶战争，认为“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爱好战争胜于和平，因为在战争中，不像平时那样儿子埋葬父亲，而是父亲埋葬儿子”。他赞扬民主，因为在民主制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对不同民族的奇风异俗给予尊重和包容，并理智地意识到：不管外人看来如何，每个民族都会认为自己的风俗习惯是最好的。他借梭伦之口表达了对幸福的理解：幸福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生前能安享财富以及生活的各种幸运、然后又能安乐死去的人，才是幸福的人。罗马学者琉善为希罗多德的作品所深深折服。他曾这样写道：我真希望能够模仿希罗多德的一些特点，我不是说他所有的特点（那当然是一种奢望），只是其中一种也好，例如他优雅的文风，构思的技巧，他对伊奥尼亚语的熟练运用，他卓越的思想，或者是他串联起来的无数珍珠中的一颗，哪怕学到一样也心满意足。琉善的话说出了众多古典学者的心声，既包含着后人对希罗多德的敬意，更包含着后人对希罗多德所创事业的高度肯定。

    （作者：崔丽娜，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