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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亚于公元前一千纪迈入帝国时代，相继经历了新亚述、新巴比伦和波斯三大帝国的统治。上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无一例外地把地中海东岸（黎凡特）收入囊中，以其作为走廊地带从而进军埃及。在帝国统治到来之前，地中海东岸的政治格局一直以“小国寡民”的城邦或地区性小王国为主，加之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无法有效抵抗帝国大军的进攻。新亚述帝国率先发动的军事行动，使该地区普遍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古代以色列人选择了抵抗外敌入侵的道路，结果公元前722年和前587年，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相继亡于新亚述和新巴比伦帝国之手，耶路撒冷城的居民遭到流放，直至波斯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才得以返乡。以色列民族则开始了失去国家庇护后长达数千年的流散历程，直到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腓尼基城邦在大敌压境之际，则凭借自身的海上贸易网络和海军实力，发展出复杂多样的应对策略：它们或用经济和军事利益换取政治自治，或趁帝国内乱反抗朝贡义务，或斡旋于帝国与埃及之间以谋求生存空间，其文明得以存续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
关于腓尼基人的称呼和来历，学术界尚存争议。通行的观点认为，“腓尼基人”（Phoenician）一词接近于古希腊语中意为“深红色”的词；因为腓尼基人是制作紫色染料的专家，所以在古希腊语中如此得名。可见，“腓尼基人”是一个源自他者文化的称呼，腓尼基人从未这般自称，而是以所处城邦来确立身份。腓尼基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分布在今天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的沿海地区。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其最大范围北起土耳其的伊斯肯德伦湾，南至以色列的阿什凯隆，往内陆延伸不超过50公里，这与现代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主要的腓尼基城邦由北向南依次为艾尔瓦德、的黎波里、比布鲁斯、西顿和推罗，其他市镇则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这些城邦，各地间主要依靠海路而非陆路通行。
关于腓尼基人的历史始于何时，学界也说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腓尼基历史发端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这一时期是地中海东岸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也是“海上民族”在地中海沿岸登陆，造成城镇普遍衰落、大国势力急剧收缩、整个古代近东陷入黑暗时代的转折点。因此，也有学者提出腓尼基人是“海上民族”与当地居民融合后的产物，但此说法有待检验。
腓尼基城邦以商业为立国之本。它们从事地方贸易，如西顿和推罗用木材，尤其是雪松，交换周边地区的小麦、橄榄油和葡萄酒，但其商业活动的核心是海上的进出口和中转贸易。当它们被外部强权如新亚述帝国控制时，也受托采购象牙、贵金属和珍禽异兽。对贵金属的追求把腓尼基人引向了地中海西部、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半岛。腓尼基人还是宝石和香料的重要中转商，也经营高附加值的工艺品如象牙制品。
在新亚述帝国扩张初期，腓尼基城邦的基本策略是以出让经济利益换取和平与自治。新亚述国王亚述纳西帕尔二世（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频繁征战两河流域以西的地区，迫使推罗、西顿和比布鲁斯缴纳贡赋。当其新宫殿在都城尼姆鲁德落成之际，纳西帕尔二世还从推罗、西顿、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邀请了近5000名使节来参加盛大庆典。虽然纳西帕尔二世及其继任者攻克了叙利亚北部的一系列城镇并将其转化为殖民地和贸易点，但腓尼基诸城邦得益于贡赋的缴纳，依然保持独立。在公元前9到前8世纪之交，帝国境内的两河流域南部和新征服的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爆发叛乱，王室成员在王位继承上发生内讧，推罗趁机停止缴纳贡赋，并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期大力拓展在地中海西部的殖民活动。
自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篡位上台后，新亚述帝国开始新一轮的扩张浪潮。国王通过战争手段重新控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并设置行省以加强统治。腓尼基城邦通过付出高昂的代价（推罗每年必须缴纳150塔伦特的黄金作为贡赋）得以维持其附属国地位，但须接受新亚述官员的监管。在另一位篡位者萨尔贡二世在位期间（公元前721-前705年），推罗继续向帝国输送大量资金，为营建新都杜尔·沙鲁金贡献财力。
在新亚述最后两位国王在位期间，帝国奉行进攻埃及的战略，从而打破了与腓尼基城邦和平共处的状态。公元前677年西顿发动叛乱，抗议帝国对其与埃及之间贸易活动的干涉。国王埃萨尔哈敦不仅将西顿国王斩首以儆效尤，而且把原属西顿的港口和贸易路线转交给推罗进行管理，但同时对推罗额外征税。公元前674年埃萨尔哈敦首次进军埃及失败后，推罗趁机停止上缴贡赋，并与埃及结成同盟。此举招致埃萨尔哈敦出兵围困推罗，切断其水源和食物供给，推罗国王旋即投降，承诺上缴更多税收和贡赋，他的女儿们被悉数充入帝国后宫。推罗国王并未就此臣服，在埃萨尔哈敦的继承人亚述巴尼拔统治时（公元前668-前627年）再度叛乱，并受到类似惩罚。然而，推罗利用新亚述帝国末期被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人合围的混乱局势，趁机光复领土，重新独立。其他腓尼基城邦在这一新旧帝国统治交替之际也得到喘息之机。
自公元前6世纪始，推罗逐渐丧失在腓尼基城邦中的领导权。究其原因，可能因为它地处孤岛，地理位置相对孤立；也可能因为它屡次被外敌长期围困，实力受损。时间最长的一次围城发生在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城之后，长达13年（公元前585-前572年）。推罗最终投降，国王和王室成员被流放至两河流域。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留下的一篇铭文中，一位名字不详的推罗国王与其他若干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国王一起，捐资修复巴比伦城的旧王宫。还有一份出土于巴比伦城的口粮发放名单，同时提及被流放的犹大国王约雅斤和腓尼基人。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推罗的目的与新亚述国王一样，在于获得舰队和补给基地以进军埃及，但他的军队最终未能深入埃及本土。
波斯帝国（公元前559-前330年）取代新巴比伦帝国后，在统治早期与腓尼基建立了和平互利的关系，给予各城邦高度的自治权，允许它们保留王室统治、政治架构和宗教习俗，并鼓励它们拓展贸易，以便从其商业活动中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波斯通过定期巡查的方式对腓尼基进行控制，但未向其派驻行政官员，这证实了希罗多德关于腓尼基国王投降波斯以换取自治的记载。
公元前480年，波斯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败给希腊联军后，与腓尼基的关系开始交恶。西顿、推罗和艾尔瓦德等城邦提供的舰只和船员是波斯海军的中坚力量，但在公元前480-前450年历次海战中（如萨拉米斯、米卡勒、欧里梅敦）损失惨重。重建舰队和修复舰只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超过腓尼基造船厂的生产能力，甚至妨碍到腓尼基城邦在地中海东部开展商贸活动，损害其根本的经济利益。同时，波斯对腓尼基城邦区别对待，西顿因为提供了优良的港口和规模最大的舰队，从而受到青睐。这一政策加剧了腓尼基城邦内部，尤其是西顿和推罗之间由来已久的竞争。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4-前359在位）统治末年，王室在王位继承上发生内讧，帝国西部行省随即爆发大规模叛乱。西顿也参与其中，结果遭到其继任者阿塔薛西斯三世的强力镇压，此后再无力与推罗竞争。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在格拉尼库斯和伊苏斯两次大败波斯军队后，南下来到地中海东岸。西顿、艾尔瓦德和比布鲁斯迅速投降，但推罗坚持抵抗，其所在岛屿最终被亚历山大的大军攻破。之后，腓尼基与亚历山大征服的古代近东其他地区一道迈进了希腊化时代。
纵观腓尼基地区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历史，我们可以试图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理解。面海背山、腹地狭小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地区以城邦为主的政权形态和以海上商贸为本的经济模式，而地处西亚到埃及的走廊地带和濒临地中海的位置则注定了它被企图扩张的大陆帝国虎视眈眈的命运。保持独立是腓尼基各城邦孜孜以求的目标，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该目标仅在帝国内部发生危机或改朝换代时才得以短期实现。更可行的生存策略，则是通过向帝国输送经济资源和提供海上武装力量以换取最大程度的自治。但这一策略也不可避免地损害到腓尼基城邦的根本利益，因为帝国在扩张过程中的资源需求轻易就消耗了它们世代积累的财富，迫使它们最终不得不反抗帝国的统治。如何在帝国的边陲求得生存和发展，是腓尼基城邦始终面临的挑战。
（作者：欧阳晓莉，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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