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与美学大我之境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的主要哲学形态，作为占据主流的哲学思潮，对于美学也有重要影响，学界对此已有充分关注。本文以宋代理学为主要对象，尝试拈出其中的两个关键概念：气象与大我，在简要阐释其含义的基础上，对其美学精神作一概览。

气象

    中国古代论人，有一个重要的词叫气象。所谓气象，简而言之，由内在之“气”显现的外在之“象”，即一个人内在的道德精神通过外在的言行举止所呈现的一种特有的人格形象。对气象集中开始探讨的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吕祖谦编写的《近思录》是对北宋理学的一个分类选集，该书总共十四卷，最后一卷即名为“圣贤气象”。为什么理学家如此重视气象？钱穆先生的解释十分肯綮：“中国儒学最要是在如何做人。……儒家则修齐治平主要在做一圣贤。……学圣贤，非可依其时依其位学其行事，如知学其气象，则庶可有入德之门，亦可期成德之方矣。……此为有宋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这就是说，通过对具体的孔孟以来儒家圣贤的人格形象的学习，可以领悟到如何做人、做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人。考虑到《近思录》在后世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气象对于中、日、朝鲜、韩国等儒家文化圈均有重要影响。

    首先以气象来比喻儒家圣贤的是程颢：“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以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形象比喻来说明孔子、孟子、颜渊三人的人格，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比喻加以理论的阐释，作为儒家圣贤的孔、孟、颜各自的人格特征得以生动形象地阐释。对于后学者来说，这是一个清晰而便捷的学习门径。

    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在理学史上合称二程，对于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二人的气象同样是后学者津津乐道、学习模仿的对象：“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明道是程颢，伊川是程颐。通过这两句话，二程兄弟不同的人格气象就十分形象地被刻画出来：大程的一团和气、温和宽容与小程的师道尊严、刚毅分明，由此也诞生了两个有名的成语：“如坐春风”与“程门立雪”。

    关于气象，还有一个著名的“曾点气象”，出自《论语·先进》，大致的意思就是孔子问弟子们各自的志向，对于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儒家弟子来说，当然大多是说如何济世。最后，在孔子的一再追问下，一直在旁边鼓瑟的曾点才说出了自己的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为什么以治国安邦为毕生志向的孔子会认同这样一个逍遥自乐的人生理想？这是宋明理学反复提及的一个话题。

大我

    气象与大我密切相关，因为儒家强调养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所体现的就是至大至刚的我。针对上文所引的孔子与曾点等人的对话，朱熹的一段评论是后世广为流传的：“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节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这是从理学的角度去阐释曾点气象，在理学家看来，去除了“人欲”，只剩下“天理”，从而达到一种“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大我。理学家对于这种大我是孜孜以求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就是理学的最终使命。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与”的思想，强调的是天下一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将天下民众视为一个人类共同体。朱熹对此评论道：“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显然，在理学家看来，儒者的使命就是通过修身养性，使自己成为圣贤，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内圣而外王。

    正是出于这种使命感，理学家特别重视学习，而且强调要以精进勇猛的态度去学习。二程说：“莫说道将第一等让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说，便是自弃。虽与不能居仁由义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在二程看来，在学习上必须要以第一等为目标，否则就是自弃，因为学习是以成为圣人为志向的。朱熹的评论更为彻底：“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如何昨日为乡人，今日便为圣人！须是竦拔，方始有进。”通过学习，使自己从一个普通人转变为圣人，这就是理学家对待学习的态度，而圣人气象可以说就是理学家心目中的大我。

    张载的一段话是众所周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它充分体现了理学家的大我观，其底蕴是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北宋崇文政策的产物：一方面，鉴于中唐、五代以来武人当政引发的动荡混乱的历史，北宋立国之初，就强调以文人治国；另一方面，随着门阀士族的消亡，大量庶族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权力中枢，在政治上实现理想。在此意义上，范仲淹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视为北宋士人的集体宣言。理学家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以圣贤之大我为学习目的也就顺理成章了。

美学之境

    北宋理学家都很重视静观。周敦颐是北宋五子的第一位，他窗前的草长得很茂盛，有人问他为什么不除去，他回答说：“与自家意思一般。”冯友兰先生认为，这是从天的观点观照事物，对事物有一种同情的了解，宋儒认为这是圣人气象。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审美态度，与邵雍的态度很相近。邵雍认为不应该“以己观物”，而应该“以物观物”，即从事物本身的角度去观照事物，从中体悟万物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意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直接将之引入了美学中。程颢说：“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这是谈理的诗，强调的是要超越现实的纷纭杂乱，进入到一种空明澄澈的心境中，这是养成圣贤气象的基本工夫，理学称之为“涵养”。涵养到一定阶段，就能凝神定虑，静与天通，随处体验，鸢飞鱼跃，莫不是天理之显现，诚如张载所说：“定，然后始有光明。”这同样极具美学意蕴，因为审美需要一个空明澄澈的心境，瑞士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强调的就是审美需要从日常的认识、实用的心理中超越出来，只有如此，才能观照到美。用康德的话来说，这就是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对于理学而言，工夫与境界是两个最核心的范畴，通过心性修养的工夫，达到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成就作为圣贤的大我气象，这是理学的终极目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境界不仅是道德的，也可以是审美的。理学的境界最重要的特点有二：一是诉诸内心体验，二是追求天人合一。很明显，这二者也是审美境界的特点。以前文所引的朱熹论“曾点气象”的那段话为例，诚如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所指出的，朱熹所论虽然是着眼于道德境界，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回答问题之前，曾点一直在鼓瑟，他体验到的是“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境界。不仅如此，朱熹所说的“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既是圣贤气象的大我之境，也可视为一种审美境界，因为当一个人沉浸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审美体验时，也可以用这段话去描述。

    （作者：李昌舒，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