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述往】

    2017年10月6日，高莽先生走了。我给先生的女儿晓岚姐发微信，告知一定去参加恩师的告别仪式。我说：“我和高莽老师相识近三十年，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珍贵的品质和做人的风骨。他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发展和中国及世界文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告别仪式当天，下起了秋雨，敲打着我的心。八宝山竹厅里音乐舒缓，花丛中静卧着逝者。我放轻脚步走过他身边，深深鞠躬，默默告别。在现代文学馆工作几十年，我送别过许多文学老人。诗人艾青离世那天，春雨飘落；辛笛老人落葬那天，冬雨无声；而高莽与我们的告别，秋雨缠绵。

    面对高莽先生笑慰人生的侧面肖像照，许多往事浮现眼前。“高莽生平”扼要简洁，薄薄一纸，如何能承载逝者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又如何能展现他身后深深足迹中的汗水与付出？

妙笔绘真容

    我和高莽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我还只是现代文学馆的一名普通员工，管理作家手稿文物库房。现代文学馆刚成立不久，临时借用万寿寺西路古建筑群作馆址。先生住在不远处一栋高楼里，平时在庭院中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我上班的院子，假山石奇特，古松柏参天，后罩楼坐北朝南，楼上是办公室，楼下是手稿文物珍藏库房。一天，我整理作家手稿书信累了，到院中舒活筋骨，刚好高莽先生在院中散步，看到我打招呼：“年轻人，你在这儿工作？”

    “您好！”我笑着点点头。

    高莽先生说：“在这儿工作幸福啊，闹中取静，神仙待的地方！”我揉揉酸痛的腰，笑了笑。他指着满院盛开的二月兰感慨：“美呀，真美！你看这阳光下的色彩，有多美！应该拍下来。”

    受他情绪感染，我跑上楼取来相机：“高莽先生，我想跟您合张影，行吗？”他睁大眼睛侧头看我：“你认识我？”我笑笑说：“文学馆谁不认识您，前院儿作家画廊里都是您的画！”他听了哈哈一笑：“好，合个影就是朋友了。”

    我喊同事帮忙，拍下珍贵的合影。临走时，高莽先生拍了拍我的肩：“年轻人，好好干吧，文学馆是块风水宝地，大有作为。”我如今回看在文学馆三十年走过的路，从心里感激他的点拨与鼓励。

    建馆初期，为扩大影响，曾在前院大殿举办过一个作家画展，常年展出，画的内容都是作家，所以我们习惯称之为作家画廊。

    这是现代文学馆成立后的第一个画展。大厅四白落地，悬挂了20来幅画作，摆着几件雕塑，都是作家肖像。南边靠窗平柜里，还放着一些作家的素描速写。展品不多，但分量不轻。展出的作家肖像画作，有四分之三都是高莽先生的作品，作家速写素描也基本出自他手。他是这个画展当之无愧的挑大梁者。

    萧军是高莽先生画的第一位中国作家。1946年，萧军从延安来哈尔滨，创办《生活报》，连载小说《第三代》，请高莽为他画肖像做刊头。这张头戴无檐帽的萧军肖像，产生很大反响，也让高莽坚定了画作家的想法。他再次给萧军画肖像，已经是40年后了，萧军非常满意，感慨万分，在画卷上题诗十首，述说坎坷经历。

    高莽先生画过一张鲁迅肖像，茅盾觉得很不错。许广平从《美术》杂志上看到后，写信感谢他，并希望他再画一幅鲁迅在海边的油画。如今，这幅油画和作家画廊中的其他画，都珍藏在现代文学馆中。

    高莽先生对我说起过创作这些画作的故事。1977年，他去看望茅盾，茅盾关切地问他还画画吗？他很感动，回来就凭当时画的几张速写，在一张不大的文书纸上，用毛笔画了一幅茅盾侧面肖像。他寄给茅盾，茅盾很快又寄回来，并在画上亲笔题诗一首，其中两句是：“多谢高郎妙画笔，一泓水墨破衰颜。”

    茅盾的鼓励给了高莽先生重画作家的信心，他尝试用中国画特有的水墨技法，表现中国作家的神采和风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韵味和效果。每画完一幅作品，他都会请作家本人在画上写上几句，作家们都欣然命笔。丁玲在画上题四个字：“依然故我”；艾青在画上留下自己的诗句：“含着微笑，看着海洋”；骆宾基则写道：“妙笔传千载，老态成十年”；萧军录的是早年旧作：“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是一身轻”……这些题字配诗，无一不是作家精神气质和人格风骨的再现。

    当然，也有遗憾。高莽先生为翻译家李健吾、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杨沫画好肖像，送去家里题字，可几位老人都没来得及题就去世了。每每说起，他都怪自己没有只争朝夕。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往张天翼家送画，路上被汽车撞倒，险些酿成大祸。他爬起来，不顾自己的伤情，首先去看画碰坏了没有。

    在高莽先生的作家肖像画里，我对他画巴金的那张情有独钟：一位身着西装、满头白发、身材矮小、步履蹒跚的文学老人迎面走来，背景是弯曲的小路和若隐若现的树林，形象逼真又意境深远。1981年秋，巴金去法国途经北京，高莽、曹禺、邹荻帆相约去前门饭店看望。他拿出肖像画请巴金题字。巴金想了很久，才站起走到窗前，在画作右上角，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高莽先生在一篇《可敬可爱的老人》中感叹：“这一行字写得特别别致，极有韵味……在座的人都叫好，巴老脸上一片笑意。”

送君八本书

    书桌上，摆着高莽先生送我的８本书，全是他这些年自己写的。

    第一本书，《画译中的纪念》。1997年2月一版，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

    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当时具体的场景了，高莽先生在书的空白扉页上，为我画了一幅速写肖像，下边写着：“刘屏留念 书中缺的人物以画补之 高莽1998年10月25日”。如今，我也年过六旬，看到题签仍心跳脸红。书中所写所画都是中外著名的大文学家，而我当时只是一个热爱文学、投身文学事业的普通人。我明白，先生是在用一种亲切幽默的方式，督促、激励我朝着心中目标去奋斗、去努力。

    翻看当年日记，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记载：“1998年10月14日，去中国图片社取为高莽洗印的照片。”“1998年10月16日，到馆前先去高莽处，送照片，得他画像一幅在书上。”那段时间，我正为高莽先生拍摄他捐赠给文学馆的作家肖像画。先用负片，又用反转片拍。

    日记简单，得书和画像的日子也对不上，不知何故？但事情肯定是同一件。依稀记得，当时我们聊得尽兴，他还拿出一大本文学大师们给他的信让我开眼。他说：“有人愿出高价收买其中数封，我死也不会卖的，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都能用钱买到的。”

    第二本书，《文人剪影》。2001年9月一版，武汉出版社出版。

    高莽先生在扉页上题签：“刘屏先生 雅正 高莽2003年”。没有具体的月日。查日记：“2003年1月24日，接高莽的书《文人剪影》，很好看。”也是短短一句。

    《文人剪影》中所写的许多名家，我到现代文学馆工作后也交往过，读着他的文章画作，那些人和事活灵活现在眼前，亲切极了。人生如梦，他把梦境中最珍贵的瞬间复制下来；岁月如河，他把河流中最晶莹的浪花掬捧回来。

    2001年，有人约我写篇高莽先生近况的文章，当时，现代文学馆新馆刚开不到一年，工作压力很大，挤不出时间去他那里采访。我拨通电话说明来意后，先生开口就拉出个大清单：一是萧红诞辰90周年，哈尔滨请他画套萧红明信片，他痛快答应，画起来却不满意，他想用最好的笔墨纪念这位早逝的老乡。二是给阿加索洛夫教授的《俄罗斯二十世纪文学史》中译本配插图，为了书中50多位俄罗斯作家肖像画不呆板、生活化，他每天翻箱倒柜找资料。三是正写作随笔集《圣山行》，这是一本关于普希金的书，他喜欢普希金，崇拜普希金，翻译普希金，没少写普希金的文章，如今对普希金又有新的感觉和认识。已过交稿期限，还在“研磨”。他说，这本书对他非同一般，宁可毁约，绝不凑合，一定搞好。四是在看《作家剪影》校样（即上面说的《文人剪影》），素材皆来自第一感受，图文皆出于自己之手。数十载辛勤耕耘，今天正是收获的季节。另外，还有出版社请他翻译契诃夫的作品，还要整理费德林生前一本写郭沫若的书，还有零星不断的各种约稿索画等。他说，他是在“还不完的债”中度日和生活，苦则苦矣，乐则乐哉！

    听着电话，眼前晃动着高莽先生忙碌的身影。我说：“您可得注意身体啊！这可是革命的本钱！”他叹了口气：“想写的东西太多了，一是时间不够，二是身体不行。”如今，他搬入新居，一个人就有两张大桌子写作画画。他说，现在一天干不了多少事儿，怕累垮身体。“我不是惜命的人，但要保重身体，因为保重身体就是为了保住她。”

    高莽先生说的“她”，就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半——爱妻孙杰。他说老伴失明好几年了，照顾好妻子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情。他还讲过亲手为老母亲缝做便服的事，虽然因不合身母亲把衣服拆了。

    这个重情重义东北汉子的孝顺心、率真情，让人感动。无论做人、译书、写文、作画，他都有严格准则，让我肃然起敬。

    第三本书，《圣山行》。2004年1月一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四本书，《俄罗斯大师故居》。2005年1月一版，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第五本书，《俄罗斯美术随笔》。2005年5月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初冬的一天上午，我去农光里看望高莽先生，取他为现代文学馆建馆二十周年写的字和送馆里的书。我逐一清点先生准备好的东西，放在纸袋里。完成交接后，他拉我坐在沙发上聊天。我问：“您最近好吗？”他说：“这不就这样儿！就是忙，干不完的事情！”我说：“那您可得注意身体，千万别累着了！”他笑笑反问我：“你最近忙啥？”我告诉他，前几天刚去上海参加了巴金先生的告别仪式，国内文学界好多人都去了，还一起去武康路巴老家中瞻仰吊唁。他点点头，沉吟片刻：“巴老是个说真话的好老头，真诚得都能把心掏出来！”

    记得那天我们还聊了不少现代文学馆的事情。我说，现在工作忙好，越忙越高兴，说明我们工作有成效，说明大家对现代文学馆的支持。高莽先生伸出大拇指：“好！不过也要注意身体。”便起身去隔壁拿了三本书出来：“刘屏，这几本书是给你的，别嫌少啊！”

    一下得到高莽先生三本书，我受宠若惊。每本书扉页上，都有他的题签，只写了年没有写月日。

    看到书上写的“刘屏兄”，我有些愧疚：“您太高抬我了，我哪敢跟您称兄道弟啊！”他笑笑：“不在年龄，不在资历，不在名气，在缘分。”

    《圣山行》《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我看了不止一遍。跟随作者寻找诗人普希金的足迹，探访俄罗斯文学艺术家的生命历程和艺术成就，参观一座座大师故居，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心灵。高莽先生的书，让我近距离地了解了俄罗斯，深深感受到了俄罗斯古典文学艺术的魅力及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六本书，《墓碑·天堂》。2009年1月一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书上题签落款是“2009年春节”。

    打开2009年日记，翻到1月23日：“上午去农光里看望高莽，带了咖啡和牛奶。老人很高兴，精神很好。告我去年年底给闻捷家乡画了一幅闻捷肖像。看看照片，挺不错的。又送我一本带着墨香的书《墓碑·天堂》，内容和形式都非常漂亮。聊中老人去客厅让孙老师接电话，四观接待厅中，到处都是虎的工艺品，就如入了‘虎穴’。高莽先生对虎情有独钟，但我印象里他却没有画过虎。高莽女儿晓岚也过来，高莽笑着‘埋怨’女儿对他管得太严，什么都管，我说有人管是幸福。高莽说要把他画的郭沫若肖像送给文学馆，又回头问女儿同意吗？女儿说，你都说完了，我还能说不同意吗？11时又来客人，我告辞打车回馆。”

    这是我日记中记述与高莽先生交往文字最多的一段。今天看还是那么亲切，当时的一切如在眼前。可以看出他对画画的挚爱，对妻子的时时关照，和女儿水乳交融般的温馨情感。他们是天底下最令人羡慕的父女。

    那天还有一个场景留在我记忆中，那就是走进高莽先生家时，满室淡淡清香，一盆水仙已是花蕾初绽，晓岚姐给我们照合影时，先生特地把水仙盆拉到自己身旁，我则把厚厚的《墓碑·天堂》，摆在前面显眼位置。先生说：“这本书挺有意思的，你有闲时看看。”我知道他2000年就出版过一本写墓园文化的《灵魂的归宿》，很受好评。可惜我没有看过，这本一定要看。我说，看了您这本书，我一定要找时间去俄罗斯看看这些墓碑艺术品。

    《墓碑·天堂》的写作花费高莽先生不少时间精力，他从第一次参观俄罗斯墓园受到震撼，到第一次动笔写，经过几十年时间。几乎每次出访俄罗斯，他都要抽时间去参观各地的陵园墓地。一位俄罗斯朋友告诉他，每次接待中国代表团，都有人提出要参观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后来才知道，很多人看过高莽的《灵魂的归宿》。高莽自己都没有想到，那本书居然成了中国人了解俄罗斯的一个文化窗口。

    高莽先生在《墓碑·天堂》的前言中写道：“墓碑下安葬的是历史人物，人世间留下的是他们的业绩。墓碑本身也是出色的艺术作品，它们像是一座座无形的桥，从墓地架到天堂，连接着阴阳两界的人。”这些墓碑雕塑者，多是有高超艺术成就的俄罗斯大艺术家。《墓碑·天堂》里收入82位俄罗斯文学艺术界名人名家。

    2016年初夏，我和老伴去俄罗斯旅游，沿途饱览风光美景，体味两岸风土人情。到达莫斯科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新圣女公墓。当年让高莽先生感觉震撼的这座露天雕塑陈列馆，也震撼着我。耳边响起《墓碑·天堂》中的感叹：“他们都属于历史的过去。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就不会有未来。”

    第七本书，《安魂曲》。2011年5月初版，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

    第八本书，《高贵的苦难》。2007年3月一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得到这两本书，不在同一时间。《安魂曲》是2013年1月25日，而《高贵的苦难》则是2013年5月8日。但两者间被一件事紧密相连，那就是“高莽人文肖像画展”。

    2013年，我到文学馆工作30年后，要退休了。每逢春节，我们都要看望老作家和作家遗属。往年看望人多，大家分工跑。这次，我和部门同事们一起行动。1月25日上午，去看望高莽先生。感觉他精神不错，但气色不是太好。女儿说他每天躺着的时间比以前多了。我们到来时，他格外高兴，送了现代文学馆不少新书，还赠了我们每人一本。

    我选了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高莽先生非常看重这本译作，他1947年就知道了阿赫玛托娃的名字，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对“这位命运多舛，创作精粹的女诗人”有了质的认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他花费时间最长、用心最多、推敲最久的译作。这也是我珍藏的他唯一一部译作。他照例为每本赠书题签钤印。看到送我书上题的“刘屏老兄”，我感到特别亲切。落款是“乌兰汗”，这是他翻译作品时使用最多的笔名。

    这次看望高莽先生，我还有个埋藏很久的想法：他是当年第一个在现代文学馆办画展的作家，那时条件有限，如今现代文学馆鸟枪换炮，我想在退休前，促成先生再在现代文学馆办一次个人画展，报答他几十年对现代文学馆的支持和贡献。可能这个提议有点突然，他和女儿没有马上答应。回馆后，现代文学馆领导很支持我的想法，督促我尽快和先生商定展览时间。

    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多次往返高莽先生家，为画展做积极准备。

    进入5月，到了画展筹备关键时刻，我和展览部人员又专门去拜访高莽先生，进一步落实办展各项工作。那一天，他穿一件红格子衬衫，非常精神，也特别高兴，整个上午幽默风趣，谈笑风生。他又送现代文学馆两幅画，一幅是前几天画的《巴金在现代文学馆》（巴金到过现代文学馆，但没有来过新馆，高莽画中巴金围着格子围巾，含着欣慰的笑容，站在文学馆新馆大门前，身后是出出进进的观众。这正是巴老当年在文章中预想的场景），另一幅是当年给巴金祝寿时画的《一个小老头》的复制件，为了送现代文学馆，他又在画上做了认真修改。

    这次，我又得到一本他的书《高贵的苦难》，书的副题是“我与俄罗斯文学”。书中写了他与俄罗斯一生的情缘，及他在不同时期对苏俄作家的访谈录和探访俄罗斯作家足迹、故居的文字。

    6月26日上午，“历史之翼——高莽人文肖像画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大厅开幕。看到那么多嘉宾朋友，高莽先生笑声不断，场面温馨热烈感人。站在大厅后面，看着台上倾诉心声的先生，我内心平和欣慰。

    几天后，高莽先生又来现代文学馆，接受电视台采访。一位藏书友人拿来一摞高莽的书，托我请先生题签。高莽签完后对我说：“刘屏，别动，我再给你画张像。”他拿起现代文学馆为画展印制的薄薄画册，翻开封面，在封二空白处，寥寥几笔，完成作品。落款：“刘屏老友一笑 高莽漫画”。我喜欢这张漫画，画册封二上侧面的我，注视着高莽先生微笑仰望的照片。

    我始终记着高莽先生在文学馆建馆二十周年庆典上写给我的话：“文学馆是座大学，在这里工作何其幸福！”是啊，我热爱现代文学馆，感谢现代文学馆，是现代文学馆让我结识了高莽先生和那么多德高望重的文学家。

    早年，我拜访辛笛先生，他在我的本子上写过“书比人长寿”几个字。老人去世，我写过一篇怀念文章，名字就用的这几个字。如今，高莽先生也走了。但他的书、他的画为这个世界，留下永久的精神财富和动人故事。

    作者：刘屏，1983年部队转业后参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工作。退休前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