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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雅士，指点江山时，往往挥斥方遒；但要他说说自家文章，即使心中多少自信，可自诩夸饰，口头文字，却很少见到。这应该与自谦内敛的文化传统有关。偶然的，因为整体评述，或情不自禁，他人追逼，名家对自己文字也许说说几句。这些内容，一般很少，常常零星几句，可也是有的。这里，我们先试举两例。
先说说著名学者梁启超。作家翻译家梁实秋，在他那篇精粹名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对梁启超的自在风度，做了相当传神的描摹。同时引述了梁既谦逊，又自负的演讲开首：“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那一代学人，说自己哪怕“有一点”学问，透出的也是信心满满，自负非常。由于很少人敢这么说，所以梁实秋补了一句：“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在清末民初，梁启超是卓绝的文章大家。他的一支笔，感染了许多文人甚至志士，对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一点，梁启超自己也是认识清楚，同时引以自得的。在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他便不谦抑地为自己立了一节：“梁启超的今文学派宣传运动”。为何如此？他在“自序”中有解说：“‘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基于这般认识，他便在介绍本人这一节中，对自己在历史评判及现实学术上所发挥的作用，稍加罗列：“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对于自己的文章风格、文笔优长，梁启超也毫不掩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这种由梁启超开创的“新文体”，在当时引起了“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可梁启超对此却相当愉悦：“然其文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最后几句，人们常常拿来描述梁启超文章的特点，现在知道，此语正来自梁启超自己！
还有一个可举的例子是有名的作家汪曾祺。
到了新时期，汪曾祺写出了一批别具风味的小说。由于其中人物、景致水洗般洁净，引发了读者的长久好感。随时间推移，他的作品益发显现出鲜活健朗的生命力。
他的散文，读者有定论，当然精彩。近日读他的文论，同样可喜可诵。有趣的是，谈及自己的文字，他不甚回避：“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汪曾祺自选集》自序）
从散在多处的文字看，对自己各类作品，汪曾祺显得颇为自负：“我的一些作品是写得颇为空灵的……”（《捡石子儿》）“我希望青年作家还能从我这里接受的一点影响是：语言的朴素。”（《汪曾祺文集》自序）“我的画往好里说是有逸气，无常法。近年画用笔渐趋酣畅，布色时或鲜浓，说明我还没有老透，精力还饱满，是可欣喜也。”（《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我的小说大都带一点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说得相当“不”谦虚。
甚至，汪曾祺还给自己做过广告。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册汪曾祺散文《蒲桥集》。在不大的书封面空白处，浅浅地印着一则介绍短文：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文字极精彩，将汪曾祺作品的诸多优长都浮现了出来；尤其“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用来比喻文章，极新颖，叫人惊喜不禁。
短文印出，许多人都叫好。人们便向汪曾祺打听是何方人士撰写，汪曾祺却遮遮掩掩。后来追问者众，汪曾祺只好招供：是我自己写的，应出版社的要求。
后来，汪曾祺虽然承认：“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署名，我是不干的。”但是，正因为此，我们便意外见到了作家对自己作品较为真实的看法。无此机缘，我们便很难见出作家内心的自我评判，当然也见不到这则妙文了。
（作者：杨建民，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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