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研究的极致

    【序跋窗】

    赵平安教授的新书《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成稿，要我作一小序，这是我第四次为赵平安教授的论著撰序了。以前有我作序的三部书，按照出版次第，是1993年河北大学出版社的《隶变研究》、2009年商务印书馆的《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和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秦西汉印章研究》；而如果依赵平安教授的研究次第来排，后两书的先后应该颠倒过来，以《秦西汉印章研究》接续《隶变研究》之下。这样，大家容易看出，赵平安教授二十多年来研治中国古文字学，是由秦汉文字着手，然后在这样的坚实基础上，趁着大量材料新发现的有利契机，不仅拓宽了秦汉文字研究的范围，随之上溯先秦，直至殷商西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系列成果。

    在为《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作的序言中，为了说明赵平安教授治学途径的优长，我曾引述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的一段话，当时限于篇幅，未及详述。由于这段话是对我一个人讲的，又颇为重要，我想应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叙说一下。记得那是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刚从马市大街38号迁至王府大街9号今址。一天，我独自处在工作室内，陈先生自门外进来，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们学古文字的方法是不对的，应该先学秦汉文字，然后学春秋战国文字，这么才能去学商代西周的文字。说实话，我那时听了很不理解，甚至还有些反感，因为我自己就是从甲骨文学起的，从而听了这番话只能唯唯而已。过了几十年后，回忆陈梦家先生的这段话，才体会出其间的真知灼见，得到其中蕴含的教益。

    中国的古文字源远流长，自上古萌芽，有悠久的历史，经过了殷商、西周、春秋战国，以至秦统一文字，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发展阶段，而我们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就是要根据各个不同阶段古文字的演变规律，辨识文字，说明其在该阶段中具有形、音、义方面怎样的特点。如能自殷商以下都能解说得连续贯通，才是古文字研究的极致。陈梦家先生讲的，由秦汉所谓“今文字”逐段上溯古文字，即是要做到这样的贯通，因此乃是理想的入学门径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后学仔细体味学习，而赵平安教授多年治古文字学，次第实与之暗合。

    过去像我自己这样学习古文字的，大多是自学甲骨文开始，这也是有一定必然的缘由的。大家了解，中国古文字学是历史相当悠久的学科，其萌生可早到西汉，到两宋而告大成，在学术界有了基本的地位。宋代正是朝野都对青铜器非常重视的时候，当时的古文字研究最突出的乃是青铜器铭文，即商周金文的辑录考释。这种倾向一直继续到清代，学者们大都是借传统的《说文》之学去释读金文，尤其是西周时期的长篇最受推重。

    到清末的公元1899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发现和鉴定，这为古文字学开拓了一个新世界。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大大改变了古文字学的面貌，从甲骨文着手研习古文字学，于是蔚然成风。甲骨文是殷商文字，下距秦汉所谓“今文字”可谓遥远。特别是战国时期，《说文》描写为“文字异形”的，长期没有得到必要的研究。这样的情形包括秦代至汉初尚未完全脱去战国文字影响的文字，也是材料散碎稀少，研究不易深入。

    然而新的转机终于来了，这便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简牍帛书的重大发现。一系列全新的文物，毫不夸张地说震动了学术界。例如郭店、上博、清华等楚简，睡虎地、岳麓、北大等秦简，马王堆等西汉简帛，先后涌现，多不胜数，这给古文字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形成了新的潮流。

    赵平安教授一贯站在这一潮流的前列，凡读到他的《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和这本新书《续集》的读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于此推荐赵平安教授的新著，并和大家同样期待他有更多更新的著作问世。

    （作者：李学勤，系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