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工程管理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重大工程）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环境保护、公众安全等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大工程建设规模与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都积极推动和开展各类重大工程建设。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重大工程建设总量，还是重大工程单体规模，中国都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相对于一般工程，重大工程具有技术复杂性、地域广泛性、环境多样性等特点，特别是重大工程决策与建设主体规模庞大，不仅将带来重大工程管理上的复杂问题，而且将产生管理内涵上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以坚定的理论自信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

    随着重大工程管理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管理组织的适应性要求越来越高、管理目标越来越多维和多尺度化等，特别是面对重大工程规划立项决策、投融资及建设营运模式选择、工程复杂性风险分析、工程现场综合控制与协调、工程技术创新管理、工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履行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时，以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为代表的传统工程管理思想和方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只有跳出传统的工程管理思维，构建引领性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了这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问题的自主性和原创性研究，这标志着中国工程管理学界在学术研究基本模式和路径上出现了从“跟着讲”到“接着讲”的重要转变。当前，我们必须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确立中国学术界的历史担当意识，在重大工程管理思维的基本原则、管理理论的形成路径与一般范式及工程管理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等方面秉持理论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重大工程管理理论根本上源于重大工程建设与管理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实践自身就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伟大的思想者。数十年来，我国在重大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工程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经验。当今，我国重大工程管理实践又在复杂性、前沿性、新颖性方面在全世界居于前列，研究中国的重大工程管理问题就是在研究世界性的问题。我国如此丰富的重大工程管理实践土壤，是我们拥有理论自信的源泉。

    开展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研究，必须确立科学的哲学思维原则，把重大工程管理的本质属性界定清楚。要做到这一点，往往不能仅在该领域之内，而要在更高层次、更大尺度范围内进行重大工程管理实践活动本质属性的抽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准备。根据重大工程管理实践活动的基本结构与形态，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创立并在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科学技术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的中国现代系统科学思想，对正确思考、认知重大工程管理本质属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中国学者应有坚定的理论自信，在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探索工作中，让世界看到中国学界的担当。

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我国学者积极参与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探索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在重大工程管理领域，人类的理论思维对工程实践的引领和指导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当重大工程管理实践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级复杂阶段，实践对理论的迫切需求以及理论面对实践复杂性暴露出来的“窘迫”状态就越加突显。当前，我们正站在理论突破的“临界点”。要牢牢把握好这一重大机遇，努力提出中国学者在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上的学术主张，努力形成具有自主性、原创性和中国学术特色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

    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不是仅仅研究重大工程管理活动中的一些现象、零散的现场问题或是个别理论专题，而是要设计好理论架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联。要从中国重大工程管理实践中提炼理论再应用到实践中去，实现自洽融通的自主性话语创新或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不能用国外现成的话语体系来“裁剪”中国情景、中国实践，更不能来“裁剪”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还要以富有感染力、说服力的话语表达方式，透彻地解释重大工程管理现象、深刻地揭示其中的普适性内涵和规律并被国际学术共同体所理解、接受和传播。

我国学者探索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中国学者积极开展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首先，初步提炼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中若干标识性概念，如重大工程—环境复合系统、管理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情景、管理主体与序主体、管理平台、多尺度、适应性与功能谱等。这些概念作为对重大工程管理实践活动及本质属性的凝练与抽象，对重大工程管理活动与问题形成了较好的整体性覆盖，概念之间也形成了较密切的逻辑化与系统化关联。进一步，把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情景下的关系原则和行为准则表述为相对独立的理论模块，如复杂性降解、适应性选择、多尺度管理、“迭代式”生成与递阶式委托代理等，不仅充分体现了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揭示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动中主体行为原则和操作准则。

    在此基础上，以核心概念为基础，通过基本原理推导而形成的若干基础性科学问题，例如，关于重大工程管理组织的动力学机理、深度不确定决策及基于情景鲁棒性的决策质量认知、重大工程金融、技术管理、现场综合控制与协同管理、基于复杂性的工程风险分析以及工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等，都高度凝练了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中一类特有的、基本的复杂性问题的深刻内涵以及相应的科学价值，拓展了人们对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问题的认知，增强了对重大工程管理实践的驾驭能力。

    其次，提出了新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论与方法体系。

    综合集成方法论是对重大工程管理活动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的揭示，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论研究重要的方法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国学者提出的新的共性关键方法，对解决重大工程复杂管理理论问题有着高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针对重大工程管理活动与问题复杂整体性特征，从管理活动与问题的完整情景出发，深入挖掘问题宏观现象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并通过系统分析方法揭示其质性，即全景式质性分析方法；由于情景概念充分体现了重大工程管理的复杂整体性形态，又与重大工程深度不确定决策等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因此，针对重大工程管理理论研究中必要的情景重构、发现与预测，提出了情景耕耘方法；针对重大工程管理的复杂整体性特征，以及管理问题同时涉及工程物理世界、虚拟世界、信息世界，人、事、物，多领域、多学科，以及多层次、多维度、多尺度，提出重大工程管理联邦式建模方法，这一方法体现了综合集成思想，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具有较强的平台综合功能。

    我国工程管理学者在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上所表现出的理论自觉和积极探索，反映了当前中国工程管理学界的新风貌和进取精神，并以多方面的自主性、系统性学术创新成果开始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学术声音。然而，探索未有穷期，我国工程管理学者应不忘初心，牢记在新时代的学术责任和担当，以坚定的理论自信更好地推动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构建。

    （作者：盛昭瀚 曾赛星，分别系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创新研究”［7139052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