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数字是如何融入中文书写系统的

    汉语和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它们的继承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传，它们的发展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包。阿拉伯数字融入中文书写系统的过程就体现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一面。

    从“阿拉伯数字”这个名称就不难看出，它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户”。阿拉伯数字的发明权其实属于印度人。印度数字在公元8世纪左右传入阿拉伯，后经由阿拉伯传到欧洲。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印度数字随着佛学东渐也曾传入过中国，但并未被当时的中文书写系统所接纳。大约在公元13到14世纪之间，阿拉伯数字“卷土重来”，由伊斯兰教徒带入中国，不过，同样又以“销声匿迹”而告终。明末清初，中国学者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的数学著作，如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1613年），但是书中的阿拉伯数字都被翻译为汉字数字。可以说，阿拉伯数字历经近千年岁月，一直未能在中文书写系统中站稳脚跟，这也体现了汉字数字在几千年中华文明传承中的稳定性。

    直到19世纪下半叶，由于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国人对于阿拉伯数字的了解日渐加深，其便利性也得到了认可。于是，有些数学启蒙书籍开始教授和使用阿拉伯数字，如1885年的《西算启蒙》。严敦杰的《阿拉伯数码字传到中国来》一文对20世纪之前阿拉伯数字在中国的传播和使用情况有详细介绍，但没有说明20世纪之后的情况。

    为了研究20世纪阿拉伯数字在中文书写系统中的扩展使用情况，我们选取了143种文献进行考察，包括一般书籍和刊物（学报、会刊和普通报纸），涵盖了自然科学类（如《理化杂志》）、社会科学类（如《法院编制法释义》）以及人文生活类（如《蛋歌集》）。材料的出版时间主要集中在1911年到1955年，少量材料出版时间是在1911年之前（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1955年之后（如《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

    通过考察发现，1911年之前只有部分介绍数学知识的自然科学类书籍在演示数学计算时使用阿拉伯数字，而其他场合，如标题编号、页码编号以及日期时间等，都没有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情况。

    1911年到1955年期间，阿拉伯数字无论是在领域类别还是在使用场合上都开始扩展。其扩展符合一定的规律。

    一是阿拉伯数字经历了从自然科学类书刊到社会科学类书刊，再到人文及生活类书刊发展的过程。如对于自然科学类书刊来说，早在1914年《蒙台梭利教育法》就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演示数学运算；对于社会科学类书刊来说，直到1920年左右，《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才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对于人文生活类书刊，直到1927年，《蛋歌》（民歌集）中才出现阿拉伯数字，而且直到1954年，人文生活类书刊中的阿拉伯数字使用场合也极为有限，如1954年的《文学论稿》，只是页码使用阿拉伯数字，其他场合使用的仍然是汉字数字。

    二是阿拉伯数字经历了从用于数学计算，到用于编号，到用于普通计量，再到用于表示日期时间这样一个扩展过程。早在1910年之前，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书刊就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这是由其学科属性决定的，但其他计量场合，就不是如此了。比如1914年的《蒙台梭利教育法》在表示整数时仍然使用汉字数字，只有分数才使用阿拉伯数字；1915年的《实用单级教授法讲义》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作为标题编号；1916年的《中国铁路借款合同全集》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作为页码编号。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行文中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用于计量的整数和分数仍然非常罕见，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日期时间更是到了1949年的《中学数学教学法》才开始出现。1955年之后，行文中的计量和日期时间都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如1956年的《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

    阿拉伯数字在中文书写系统中的扩展一方面是由于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书写简便，与汉字的区别性好，在表示计量、编号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便利性，因而在获得中文书写系统的接受后迅速在各个领域扩展使用。另一方面，其扩展也得益于社会发展和国家语言文字标准的引导，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及政策法规对其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积极传播西方文化，这些都有益于阿拉伯数字的传播和使用。我们考察的1916年出版的六本书刊全部采用了阿拉伯数字来给标题编号。

    五四运动对阿拉伯数字使用的推动与新文化运动相似。1919年之后，许多学术刊物如《北京大学月刊》，其页码和序号都使用了阿拉伯数字。

    1955年之后，中文出版物开始大范围推广横排，这使得阿拉伯数字在使用中的优势更加明显。国务院1956年发出的《关于在公文、电报和机关刊物中采用阿拉伯数字的试行办法》，更是直接从国家政策的高度上推广使用阿拉伯数字。

    总体来说，阿拉伯数字在中文书写系统中的应用是一个逐渐扩大范围的过程，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好地融入了中文书写系统，跟汉字数字形式大体上形成了分工互补、各司其职的格局。从其扩展过程的反复和逐步稳定中可以看出，书写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国家的规范引导都起着重要作用。

    （作者：刘洪超，系《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