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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钱穆先生曾从地理生态学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比他得出一个结论，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和平、包容、中庸、多样性等文化特征将是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人类未来的选择方向。农耕文明即以中华文明为标志。所以，重新阐述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便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从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而画八卦肇始，天水的伏羲庙里立着他的塑像，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形象：一个人矗立于高山之巅，头顶是浩瀚无穷、神秘莫测的星空，眼前是广阔无垠、连绵不绝的大地、山川、河流，人是其中一个既渺小又伟大的存在。它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道法自然，是人在广阔的生态环境中确立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旷野里仰望星空只倾听神的安排。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文化。八卦是天地变化的八种景象，理解了这一点，人类便可以顺应自然稼穑、收获、生养。后来周文王将其演变为六十四卦。有人做过研究，六十四卦就是一年各种气象的循环，是自然规律。这便是《易经》的思想。根据这样一种思想，商朝时中国人确立了四季，周朝时发展为八节，秦汉时演变为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既是中国人对一年天气变化规律的总结，根据这些节气的变化可以安排农事的日程，又是中国人对待自身生命的规律。
现在来看，《易经》不单是中国最早的生态哲学著作，也是人类最完备的生态文化的元典。它大概正是庄子所讲的“古之道术”，在春秋时期“为天下裂”，诞生了诸子百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农家等皆出于其焉。孔子在编纂《易经》的各种文献后加入“道”“仁”“君子”“礼”等关键词，犹如在大河里扔下一块块巨石，使一部自然主义道术拥有了人道主义思想，也使天道与人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老子的《道德经》通篇讲了一个道理，即道法自然的治世理念，应当是《易经》之后的第二部生态文化的元典。儒家试图树立人的伦理形象，将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开来，道家则从天地万物的变化中将人重新放置于自然界中观察，一正一反正好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多维性。
这种看上去有分歧的思想在董仲舒时得到了统一，他集百家之长，将旧儒家发展为新儒家，形成了“天人感应”之观念，并依循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这是道法自然的社会应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逐渐形成。后世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区别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整体观，即在天地之中确立人的关系。一方面根据自然生态的伦理构建人类社会的伦理，将人伦确立；另一方面，又常常将人重新放置于浩茫的宇宙之中，使人在理解天地、效法天地的过程中与天地浑然一体，忘却自己的主体性。
在此之上，中国人创立了地葬观念，有了先祖崇拜，能够平静地处理生死的问题。汉唐以来，从西方传来的佛教文化开始影响中国文化。佛教在中国因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改造，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了中国人的宗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死观念和日常生活。
中国人关于生态哲学的观念，不仅仅停留在人类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以及应用在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方面，而且还深刻地体现在个体生命的本体世界。《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关于养生的对话著作。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医学著作，究其实质，仍然讲的是人如何道法自然、延年益寿的基本原理。《黄帝内经》有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要人们理解天地变化的规律，顺应自然。春种，夏忙，秋收，冬藏，这既是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是人对待身体的法则。人的脏器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人只有顺应它的规律而休养生息，便可全寿。第二境界是节制。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生命必须在节制中才可得以长生。第三境界是法天法地而修性养生。这是运用天地之道主动进行的一种修炼，它可以纳日月精华而延年益寿。这是道家的修身方法。佛家的禅定方法也与此同理。因此，《黄帝内经》是中国人关于个体生命的生态哲学。这种思想被中医学继承，中医是讲究辩证的，其原因也是视身体为一个整体性的小宇宙。阴阳调和、道法自然是其基本原理。
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人类轴心时期的大哲学家时发现，其他的哲学家基本都是与神交往进行思想，只有老子和孔子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思想。而这正是今天人类生态文明时期苦苦寻找的生态思想。
（作者：徐兆寿，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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