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短短五个字，却浓缩浸润了千百年来，中华儿女对于古老中华文明厚重而丰富的情感：热爱、敬畏、自信、自豪……那么，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究竟是如何起源、何时形成的？是不是确有五千年的历史？她有着哪些特点……围绕这些“最早的中国”之问，一代代中国学人用汗水与青春不断追寻求索，每个中华儿女也满怀关注与期待。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一项承载着“中国考古学百年梦”的工程。来自50余家科研单位的近400名研究人员奔忙在40余处涉及文明探源的核心遗址，以田野考古为中心，采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攻关，将实验室延伸至田野，不断复原不同时期先民的生活情景，讲述日益丰满的起源故事，拂起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神秘面纱。
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
早在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就遇到一个难题：悠悠古史，从哪里写起？太史公不由感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近代中国命运多舛，三皇五帝肇始的古史传统面临动摇和坍塌。民族的命运与未来，有赖于对她的历史过程的深刻理解。人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的目光投向新生的现代考古学，正如史学家翦伯赞所言，“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书写中华文明早期历史成为学人的自觉担当。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缺乏学科内部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前贤始终没能说清中华民族到底是何时及如何迈进文明门槛的。“这就成为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探源工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探源工程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充满激情地说。
随着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浙江余杭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一项项重要考古发现让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史前文化中透露出的文明曙光，也越来越真切地触摸到早期中华文明脉动的韵律。
2006年6月，长期负责良渚项目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发现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河沟，他敏锐地预判这里可能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古城墙。历经一年多的调查钻探，一座尘封地下5000多年、面积30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重见天日。城外还有长达35000米的大型水利工程，兼具防洪排灌功能。
其实，在追寻文明的曙光时，良渚一直吸引着考古人的目光。早在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面对遗址感叹：“我看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如今，一幅气度恢宏的都邑画卷徐徐展开：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根据专家估算，良渚大城、水坝、莫角山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余万立方米，共需3600万人日工，或者1000人连续工作10年左右，此外还需有更多人提供后勤保障。刘斌表示：“良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及强大的动员能力，说明距今5200年到4500年期间，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初期的国家，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
2012年6月，内蒙古敖汉旗，探源工程的考古队员正在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调查、测绘，几块独特的泥质红陶碎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通过对周围100平方米范围内的耕地进行筛选、采集，不放过任何一点微小的碎片，考古队员最终找到65片陶片，并精心拼对复原出一尊陶人。
这尊陶人通高55厘米，形象逼真、表情丰富，是目前为止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晚期最大的整身陶质人像。“陶人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5000年以前我们先祖的形象，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宗教崇拜提供了最直接的考古实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至今谈起这一发现还激动不已，5000多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这一点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
“距今约4200年的一个春天，晋南临汾盆地中的陶寺，晨曦微露，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东南城墙外一处特殊建筑内，上层贵族已经陈设好石磬、鼍鼓、俎豆和牺牲，肃穆以待。当春日的朝阳终于从塔儿山顶喷薄而出，霎时间，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第4道缝隙中精准地射入这特殊的建筑，直达圆心。”山西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驽绘声绘色地讲述根据新发现的“观象台”遗迹复原出的古人“礼天”细节以及“居住在巨型城址宫殿里的王，如何通过祭祀来维持至高无上的权威”。《尚书》有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尧天舜日的礼乐文明。根据陶寺遗址的年代、位置和规模，许多古史和考古学者认为它有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尧之都城——平阳。“至少可以据此认为，陶寺文化中期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何驽对此很有信心。
“这些口弦琴可能承担着共同的功能——沟通人神天地。”2018年5月2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在发布会上兴奋地宣布，石峁遗址出土了一批骨制口弦琴、管哨和陶制球哨。骨制口弦琴绝对年代距今约4000年，出土数量20余件，系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的弦乐器。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县，探源工程专家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超过400万平方米的三重石构城址（分内城、外城、宫城）、形态接近“金字塔”式的大型人工建筑、贵族墓地等。据孙周勇介绍，石峁遗址发现了数量巨大、品类丰富的遗物，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这表明距今约4100年陕北地区也已进入文明社会，丰富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
此外，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也获得重要发现。这些都表明距今5300年左右开始，长江、黄河及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在距今5300至4300年期间，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依照历史记忆，可称之为‘古国时代’，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王巍非常坚定地说。
揭开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
“需要指出的是，探源工程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绝不只是要研究我们的文明究竟是否有五千年。作为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项目，它所涉及的问题既广泛又复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强调，比如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文明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等，都是工程重点关注的问题。
据悉，全国已有近百项考古发掘被纳入探源工程，研究区域也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逐渐扩展至整个黄河、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一张关于“中华文明演进过程”的年表逐渐浮出水面，中华文明初期的气象逐渐清晰：距今6000至5000年前后，是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进程开始时期，呈现“满天星斗”的态势。到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逐步进入古国文明时代，生产和经济技术进一步发展，区域文化整合明显，出现了都邑性聚落或都城。到距今4000年之后的夏商周时期，进入早期王朝文明时代。
不同于其他人文社科项目，探源工程由科技部立项，除了考古、历史、人类学之外，还整合了物理、化学、地质学、计算机、动植物学、医学、天文学、遥感技术等广泛的科学门类。比如，作为工程的关键支撑研究，测年技术得到长足发展，在国际同类百余家C-14测年实验室数据比对中，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测年精度位居第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探源工程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对文明起源的认识，也扩展到经济技术、手工业、礼乐制度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年代测定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坐标，那么，先民们怎样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研究员袁靖举了个例子：初到二里头遗址时不禁感到诧异，先民为何选择在水患严重的伊河、洛河之间建城呢？环境考古复原出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古代环境让人恍然大悟：当时的二里头北靠邙山、南临洛河，是块风水宝地，后来由于洛河改道才形成现今的模样。多学科联合攻关，大大增进了对自然环境变化与各地区文明演进关系的了解。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农耕社会的美好愿望。而对于科技考古学家来说，文明进程中的五谷、六畜、百工，都可以成为打开某个区域文明演进之门的钥匙。粟、黍、麦、豆、稻或麻，遗址中残留的农作物不仅让我们了解先民吃什么、穿什么，甚至能从中解读出某些文明兴衰的密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对环境的依赖性强，抗灾能力弱，有可能是造成良渚文化突然崩溃的重要经济原因。从这个意义讲，“‘五谷丰登’并不是简单的赞美之词，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
新方法的加入，也使寻找过去几乎无法回答的答案成为可能。比如，通过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可以大致确定其种属、死亡年龄和特征，进而推断出当时的饲养状况。通过对人和动物牙齿中锶同位素的研究，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的诞生地和有没有经历过长途迁徙。正是通过锶同位素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燕青发现二里头遗址外来人口高达38%，甚至高于今天很多城市的外来人口比例。
多元一体、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而这些早在文明初期已现端倪。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弛介绍，工程专家对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和机制有了总体性的认识。每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不仅时间上不同步，各自社会复杂化的原因、机制、方式等也不完全一样，可谓多元并进、百花齐放。比如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表现为“谷豕是飨”，即以种植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和以饲养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以长江流域为重心的南方地区则表现为“饭稻羹鱼”，即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以渔猎为获取动物资源的主要方式。
从文明初期开始，各主要史前文化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和深入，彼此吸收各自的长处，这也是各地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开放性地吸收了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取长补短，与时俱进。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延祥的研究证明，我们的青铜冶铸技术源自中亚地区，但迅速完成本土化，形成了自身的技术传统并长期传承。
多学科的参与，尤其是科技考古能够填充细节，使文明史丰满起来，有血有肉地呈现中华大地不同地区的史前文明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社会发展面相。张弛指出，多元一体格局的确立和兼容并蓄特征的形成，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启动了持续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发展。“正是探源工程，让中华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故事因真实而更富魅力”。
探索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标准
1926年2月5日，正值小年，北京一片祥和喜庆，家家户户忙着过年。32岁的李济却匆匆收拾行囊，踏上晋南考古之旅。他怀里揣着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和梁启超写给当地官员的信，沉甸甸的，装着的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厚望：以现代考古学确认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重建中国古史。
正如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指出，“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
“事实上，有关中华文明的研究并不是从‘探源工程’才开始的，而是中国学术界近百年来的一项大任务、大课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表示，探源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有关文明或国家的定义主要由西方学术界制定，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国外考古学界普遍采用的文明衡量标准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随着探源工程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刘国祥说，这也是探源工程的重要贡献之一。
探源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文明的标准，包括农业与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以及礼制形成；出现了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为主要标志的都邑性城市，并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暴力与战争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
“文明形成的标志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一个社会具有以上现象的大部分时，就可以判断其进入了文明社会。”赵辉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文明之一，搞清它的起源与进程、性质与特点对于完善世界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探源工程针对中国古代资料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明或国家标准，这是对世界文明史多样性研究的重大贡献。
可喜的是，这些标准也正在逐步为国际同行所关注和认可。2009年，国际权威学术期刊《Science》主动为探源工程做了系列成果推介，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2013年，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经过40余位各国考古学家匿名投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被评为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工程子课题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发掘双双入选“世界十项重大考古发现”。
王巍饶有兴趣地告诉记者，当诸多国际顶级考古学家实地参观良渚遗址时，他曾询问他们，这样的遗址是否可以称为文明？回答众口一词：“当然是文明！如果这都不是文明，那什么是文明？”
在2015年的第二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对探源工程中以良渚、石峁、石家河等为代表的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工作给予极高评价。他预言未来10年内将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对中国文明研究的高潮。
在刘国祥看来，探源工程团队是有着远大抱负的，不仅要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同时还要推进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围绕着探源工程，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亮相：“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览以及“文明探源公众考古论坛”等，及时把工程最新成果向公众反馈，实现了考古学向大众的回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正如多位参与工程的专家所指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使命，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我们身在中国，需要研究祖先的文明，这是责无旁贷的。”陈星灿表示，未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文明交流的大格局中，要推动中国考古走出去，向世界讲好文明起源的中国故事，使中国从考古资源的大国变为考古研究大国和强国，同时也为增强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考古人的力量。
（本报记者 户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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