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简单地将散文当“诗”来写

    散文与诗歌并不是没有距离的，更不能将二者等量齐观。否则，就会使散文失去本性，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异化了。事实上，散文在不断获得诗歌助益的同时，也有逐渐被诗歌侵蚀的倾向，致使散文出现情感的失真乃至于虚假。在将诗性加入散文时，重要的是诗性智慧，而不是诗性的夸张；重要的是掌握一个度，而不能简单地将散文当“诗”来写。

    近现代以来，文学的独立性得以加强，而以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为代表的文学四分法亦得以确立。这是学科意义上的成熟标志，也有助于不同文体保持各自的本性。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四大文体的关系及距离一直是个难解之谜，这直接影响其独立发展和文学定位。散文与诗歌的关系也是如此。散文到底应在多大程度和多少距离之内接受、吸收诗歌，从而获得中国的诗性智慧，这是一个重要也是需要做出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伟大的诗国，也是文章大国，因此自古就有诗文相通的传统。以散文论，它一直离不开诗歌的影响与渗透，因而时时发出诗性智慧的光芒。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有诗的流光溢彩，像“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都是诗意浓郁的写照，一下子把文章点燃了。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多有诗意，像“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诗，而文末以诗压尾，其诗曰：“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转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有点评称：“序词藻丽，诗意淡远，非是诗不能称是序。”在王勃此文中，诗意与文心达到了高妙的契合，其核心点是“淡远”二字。

    即使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透出诗意的光泽，这在诗的引证以及叙述的诗意灵光中都有体现。如在《明诗第六》中开篇即说：“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虽是文之叙述，但诗意与灵机跃动流淌，如一条欢快的诗的溪流。

    “五四”以来，散文虽从其他文体中分化出来，其独立性亦越来越强，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散文一直没有离开“诗歌”，有的甚至有着相当强的诗歌渗透性。这在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中表现尤为突出。诗意如闪电般一下子照亮了鲁迅散文的大地和天空，使其散文有着别样的风采与灵心。朱自清的《绿》、杨朔的《雪浪花》、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张晓风的《米泉》、周涛的《阳光容器》、楚楚的《箫》等都是以诗意擅长的佳作。

    近些年将散文中加入更多诗意成为一种风尚，有的作家做得相当出色，比较典型的是鲍尔吉·原野。他用诗的灵光和智慧点燃与照亮了散文之路，而且进入到自然从容的叙述之中，为散文的诗性智慧打开了通道。作者在《针》中这样写道：“像母亲领着孩子的手，针带着线穿过厚厚的棉花。”“针在家里是最小的什物，因此母亲藏针的时候最为仔细，不是珍贵，而是它太容易丢失了。这一枚光滑尖锐的利器，并无兵刃的悍意。它在刀剪的家族里，也是一个女人，身后总带着牵挂。那些绵绵的白线，被它缝在被子，包括膝盖的补丁上，像一串洁白的、小小的足印。在家的王国里，针线与棉花布匹生活在一起，一起述说关于夜、体温和火炉的话语。这些话被水洗过，被阳光晒过。阳光和水的语言被远行的孩子带到了异乡。”诗意携带着深情厚谊注入散文，仿佛将牛奶倒入咖啡的色泽里一样美好。还有许俊文与傅菲的散文也因诗性而闪亮。杜怀超的《苍耳》是写植物的，但诗意如灯如光，照亮了整体文章的天地。他说：“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在这些光亮里存活。”可以说，由于诗歌尤其是诗性智慧的加入，散文走出了平面与刻板，有了灵光与深度，也获得了新的解放与开放。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散文与诗歌并不是没有距离的，更不能将二者等量齐观。否则，就会使散文失去本性，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异化了。事实上，散文在不断获得诗歌助益的同时，也有逐渐被诗歌侵蚀的倾向，致使散文出现情感的失真乃至于虚假。

    最典型的例子是杨朔散文中的诗性，他曾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自豪地说：“我喜欢写散文。常觉得，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找诗的意境。”这条经验常被学界从正面理解杨朔散文的长处和创作秘诀。从诗歌与散文的联姻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散文与诗歌应保持各自的本性角度看，这样的理论和方法又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将散文当诗写”极容易将诗的夸张、炫情与无节制带进来，从而造成散文情感的矫揉造作与文风的不自然，因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平淡，是绚烂之极后的归于平淡。余光中散文也有这方面的不足，由于过多加入“诗意”，致使散文的自然、平淡、超然受到伤害。在《莲恋莲》中，余光中有这样的诗意描述：“莲是神的一千只臂，自池底的腴泥中升起，向我招手。一座莲池藏多少复瓣的谜？风自南来，掀多少页古典主义？莲在现代，莲在唐代，莲在江南，莲在大贝湖畔。莲在大贝湖等了我好几番夏天，还没有等老。”这样的诗意过于夸张不实，从而造成情感的失真，也导致散文的虚浮轻飘。因此，在将诗性加入散文时，重要的是诗性智慧，而不是诗性的夸张；重要的是掌握一个度，而不能简单地将散文当“诗”来写。这是包括散文与诗歌在内的跨文体写作应该格外加以注意的。

    在用中国诗性智慧进行散文写作过程中，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分：一是“散文诗”与“诗的散文”。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混淆，所以不少人将鲁迅的《野草》笼统地说成是散文诗。其实，“散文诗”是具有散文性质的诗歌，而“诗的散文”是带有诗意的散文。“散文诗”是分行的诗，“诗的散文”是不分行的散文。如《野草》中不少作品是散文诗，但像《雪》这样的作品就是“诗的散文”，而不是散文诗。同样，在冰心的一些短章中，有的是小诗，有的则是不分行的“诗的散文”。只有分清这两个概念，才能避免将“散文”和“诗歌”不加区分混为一谈。二是对诗化散文、诗性散文、诗意散文等不同提法进行辨析。长期以来，对于受到诗歌影响的散文，研究者一般不加区分，从而形成不同的提法和认识。不少人认为，在散文创作中，诗意越浓烈越好，越能代表散文的中国智慧，其实这样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散文可以富有诗意，也可以强调诗性和诗化，但要避免不加节制尤其是不要以诗歌代替散文，要让散文充满诗性智慧与散淡的诗意，以避免散文失去本性。

    总之，散文与诗歌完全可以相互借力，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进行交叉和重叠，以便可以相得益彰。从散文方面来说，将诗性智慧注入就会令其插上飞翔的翅膀，实现真正的超越性意向。不过，“散文”与“诗歌”不是没有距离和边界的，散文在向诗歌借鉴时，切不可过于随意，尤其不能简单地将“散文”当诗来写，简单地将散文进行“诗化”。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散文要学会从中国传统中获得“诗性智慧”，一种有张有弛、有节有度，更有融通创造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王兆胜，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文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