蔽去新成

    梳理诸子的创新思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关键词常被提及，这个词就是：蔽。老子说：“蔽而新成。”（《道德经》第十五章）孔子提出“六蔽”说。《荀子》专门设有《解蔽》篇。“蔽”是什么呢？“蔽”者，“蔽小草也”（《说文解字》）。小草被高大的物件遮挡住了，见不到外面的阳光和世界，引申为由于没有站在应有的高度，视野被挡住了，思想被遮蔽了。诸子重视从思想上不断去蔽，主张不断突破思想的牢笼，彰显出不断求新思变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这种创新思维和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创新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把诸子“去蔽”的方式方法大致归为学习型、突破型、革命型三类，相应地，中国文化的创新观念也大致可以归为这三类。

学习型创新

    孔子认为，人有所谓“六蔽”（《论语·阳货》），这是指六个方面的“蔽”病，这些“蔽”病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好学”。孔子主张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即所谓“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我们把孔子的创新观念概括为“学习型创新”，这种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可以举几个代表性事例来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持的就是学习型创新观念。一方面刘勰很注重创新，如《文心雕龙·序志》所说，刘勰的人生志向是弘扬儒家思想，而弘扬儒家思想最好的途径就是“注经”，但前代大儒马融、郑玄辈在这方面已做了很精深的工作：“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所以刘勰转而论文，从而成就了中国文化里程碑式的巨著《文心雕龙》。刘勰当初的选择就是研究角度、思维角度的创新。另一方面，刘勰强调学习的重要，所谓“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文心雕龙·体性》），尤其注重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和传承，认为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可以指导后世作者走向文学正道，所谓“开学养正，昭明有融”（《文心雕龙·宗经》）。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刘勰的创新观念是学习型创新观念。清人顾炎武、叶燮等人也很重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顾炎武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顾炎武《日知录》卷二）所谓“似”，也就是要学习前人，有继承的一面；所谓“我”，也就是要有创新，妙在“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之间，就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叶燮《原诗》也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叶燮认为，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万事万物的气运变化的规律是“递变迁以相禅”，“变迁”是创新发展，“相禅”是继承延续，“变迁以相禅”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理，也是势，无事无物不是这样。

突破型创新

    在“去蔽”论上，荀子与孔子就有明显不同。孔子认为，学习是为了防止“蔽”，荀子认为，学习是为了超越“蔽”。《荀子》有《解蔽》篇，认为人由于受视野的限制，只知道从某一方面看问题，从而只知道某一方面小理而不通大理：“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认为，要使思想不偏执于一方一隅，就要跳出去，从更大更高更广的视野去看问题，从思维创新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突破型的创新。这一创新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也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明清以后，诗文流派繁多，门庭壁垒森严，“去门庭说”应运而生，即主张跳出条条框框、种种门限成规去看问题，这也是文化创新思想的重要表现。这方面思想阐述最为深刻的，要数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了。王夫之对树门庭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姜斋诗话》卷二）王夫之认为，自从建安以来，诗坛各种门庭的不断树立，阻碍了诗歌的发展，同时，又不断有有识之士在摆脱门庭的束缚和影响，从而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推动了诗歌的发展。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人就是如此。齐梁时期，宫体诗盛行，庾信以其雄健之笔纵横诗坛。唐初时期，齐梁遗习尚存，陈子昂、张九龄高扬大雅之音，从而开启盛唐之音。李白、杜甫继之，双峰对峙，友情甚笃，但都有各自的个性：“继以李、杜代兴，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尝党同伐异，画疆墨守。”李诗、杜诗都堪称神品、绝调。到了宋代，诗人们又开始分疆划界，新的疆界破除了，又代之以另一个疆界，矫枉过正，以致一代无诗：“沿及宋人，始争疆垒。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姜斋诗话》卷二）王夫之所说，未免偏激，但足见其对树门庭习气的深恶痛疾。如果说学习型创新，是在前人原有的基础上创新，其视野和方法有积累性和延续性；那么，突破性则是跳出前人固有思维模式，其思维和方法有拓展性和超越性。相比之下，突破性创新更具有创新性，只有深邃眼光和创造精神的有识之士才有可能具备这一思维和方法。在讲究传承和延续的古代中国，这一思维和方法是比较少见的。

革命型创新

    如果说学习型创新，是为了防止“蔽”，突破型创新是为了超越“蔽”，那么革命型创新则是消除“蔽”，即彻底否定前人、彻底推倒现有一切的思维和方法。这一思维方法以道家思想最为典型。老子《道德经》两次提到“蔽”：一是“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第十五章）；二是“敝而新”（第二十二章）。陈鼓应说：“‘蔽’者，‘敝’之借字……‘敝’与‘新’对。”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新旧之间不是一种传承、突破的关系，而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道家的“去蔽”就是彻底地铲除“蔽”，从创新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彻底否定前人，这是一种推倒重来式创新。古代文化中，从严羽的“刽子手”论到晚清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论，都是这样一种创新观念。严羽《沧浪诗话》推崇盛唐诗歌，认为盛唐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彻底否定“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认为他们是“野狐外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所以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自己要做苏黄诗派的“刽子手”：“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清切。”革命式的创新到近代表现尤其强烈，深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式的创新。梁启超先后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梁启超虽名曰革命，但其实还只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主张。早期的鲁迅及南社成员，他们也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开篇引尼采的话说：“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主张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即所谓“摩罗诗派”。这一诗派“大都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转辗于众之目前，使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俨然有革命战士的革命精神。

    诸子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阻碍思想创新的各式各样的“蔽”，但“去蔽”的方法和态度却各有千秋，影响所至，古代文化去“蔽”除新的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相对而言，突破型和革命型创新更具有创新的挑战性，但现实操作性并不强，而孔子学习型创新的模式态度更温和，影响也更持久更深远，现实操作性也更强。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传承延续性更强，而突破性超越性的因素并不多，这是毋庸讳言的。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