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教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例如在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上，《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宪问》又云：“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因此，他把“诗”“礼”“乐”视为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炼、政治教化的三个必经阶段。再如在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质”指人的内在品格，“文”即人的外在表现，“文质彬彬”就是要求人既要有“仁”的品格，又要有“礼”的仪表。体现在作品上，这就需要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谐。进而言之，当“文”“质”相匹之时，孔子又尤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韶》敬尧舜那样“尽善尽美”，因为后者是“仁政”的产物。又如在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上，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无邪”即“执两用中”而“归于正”，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质合德”“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基于“仁学”之指归，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乐以发和”“以美养善”“以美成人”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权举孔子“诗教”文艺观最具代表性的另一学说——“兴观群怨”说——为例，再加说明。“兴观群怨”见于《论语·阳货》，其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综合《论语》集释，“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艺术形象的譬喻，使人产生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在“兴”之审美提挈下，“观”重世俗人心、社会生活状态的丰富多样性而非简单化、镜子式的反映；“群”唤起并沟通人的共同情感，强化了文艺独特的审美感染作用；而“怨”不仅是“刺上”“化下”的现实批判，更是“一有嗟叹，即有咏歌”的文艺抒情性本质的表彰。“兴观群怨”说紧扣美善兼济、审美与教化合一的原则展开，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和强烈的实践品格，成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韩愈“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梁启超“熏浸刺提”说等后世思想学说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共同锻铸起中华民族自强弘毅融旧开新的文化传统。

    传统绝非死物，相反，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中。具体到孔子的文艺思想，我们仍然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论语》言“诗”，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在“教”。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从《论语》所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到《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梁启超的“熏浸刺提”说等等，后世文艺家和学者们正是沿着孔子开辟的“诗在乎教”的经世道统，始终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神圣的使命。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或支撑作用。“诗”虽在乎“教”，但“诗教”毕竟不等于“政教”，文艺活动实现政治与社会教化功能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流于简单、粗暴，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作为一位有着极高艺术鉴赏力和审美追求的圣者，孔子十分重视文艺这种以审美独特性而行“不言之教”的特质。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在论“兴”的时候，他又告诫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总之，孔子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脱离了“兴”，“观”“群”“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以降，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孔子“诗教”文艺观无疑是面向当代而敞开的存在，它需要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艺术，召唤着文艺理论家们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澡雪精神，陶钧文思，再续中华文脉，重铸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作者：王杰泓，系武汉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