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与枫香,不像香柏和红豆杉那样苍劲与高古,却雍容、峭拔,它们一起站在村庄水口,抑或后山,自然生成绿树荫荫的景象。那郁郁葱葱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个粉墙黛瓦的村庄。蓝冠噪鹛、白腿小隼、黄腹角雉,早年是到婺源乡村的神秘访客,现在已经定居下来,它们或穿梭于密林,或栖于高枝,那灵动的身影,自在而悠闲。
在层层叠起的绿意里,我常常沿着蜿蜒的古道,去追寻婺源乡村在乡土中国版图上的色调与背景——一抹绿色随山峦迤逦,村舍是水墨的黑白色调,隐隐的,一旦进入却别有意境。想必,先祖在栽下第一棵树起,也种下了村庄的诗意与祈愿。1200多年前,一位唐代的归隐长史洪延寿,从安徽篁墩沿着五龙山脉,走进了大鄣山深处,在轮溪边的黄荆墩上植树定村。在天马山脚下,在他期待的内心,开始生发香樟的诗意与家园的梦境。而900年前,余道潜辗转到篁村,是以载下一棵倒插的罗汉松作标记的,他骨子里是文人,村庄取文房四宝的意象,笔墨韵味油然而生。在许多类似的村庄,我看到一棵棵古树,不禁会想到那遥远的春天,村庄先祖挥锄植树的身影。
树影婆娑,摇曳生姿。树的年轮与叶脉里,储存着婺源人“树养人丁水养财”的传统意识。往往,他们都要在村庄的水口栽植大片的树木。在婺源,“水口林”是进入村庄最好的辨识。下晓起村在段莘水与村溪汇合处,种有樟、楮、槐等十多个树种,以护牢村基。石城村水口栽的树种更多,有枫香、白玉兰、山樱花、银杏、香榧、红豆杉、三角杉、楠木、槐树、青栲、糙树等等,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树廊。春天玉兰花开,秋天枫叶飘红,村庄四季飘逸的都是树的体香。在武溪源头,溪头村先人为建设水口,不仅栽树,还以一万石粮食的巨资,在村口人工堆成一个舟状土石洲阜,宛如山岗,后人称作“万石岗”,以至在水口形成了山回水转的“罗星”景观。而考水村,特意将槃水河改直变曲,形成来水不见源流,去水不见出口的“之”字形,在水口栽树的同时,筑堤建桥,廊亭与文昌阁点缀其中。
山环水绕,树荫遮蔽,隐隐约约中,那水口参天的古树俨如村庄的一种补白。其实,在每一个婺源人心中,都有一片绿色。在民间遗存的风俗中,无论筑屋、建村,还是出生、成年,或是死亡、扫墓,都有植树纪念的做法。官坑村口的向山,每一棵树都是村民因添丁而种下的树,山自然就叫添丁山。那一山的葱郁,满面的苍翠,直接彰显着官坑村千百年人丁的兴旺。山村人家筑屋,必须先向村里提出申请,才能去山中选伐。房子落成了,房前房后再栽上几棵树,既庆祝了乔迁之喜,又补种了树木。于是,村庄的房前屋后,都是树的浓荫。
而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则称得上是婺源栽植人工林的代表人物,他在南宋孝宗淳熙三年,也就是1176年,从侨寓的八闽大地回到老家婺源,上九老芙蓉山为第四世祖朱惟甫妻扫墓,他按照“封前植树”的习俗,亲手在墓周按八卦形栽植了二十四棵杉木,以“载祀久远”。此刻,伫立在罕见的古杉群下,我遥想着一个返回故里的老乡在清明雨中植树时,流淌在心中的那片绿。
隐匿在沱川白山山腰的金岗岭村,宛若红豆杉、香樟组成的秘境。当我在村庄水口见到那集结的21棵红豆杉时,仿佛读到了一部远古与自然的传奇——树龄最高的在1100年以上。显然,村民的植树与保护意识,比我想象的要久远与持久得多。那矗立在村口的一块块禁碑,人们口口相传的村规民约,以及民间遗存的契约文书,都是每一棵古树名木的最好叙事。早年,我在家乡就见过“杀猪封山”的事,一位村民在磨榨坞偷伐了几根木头去卖,受到的处罚是失去了一头猪,他拘着身子挨家挨户送猪肉上门的情景,十分狼狈。
进出浙源乡,虹关村是我一眼就能认出的村庄。我记住虹关,并不因为它是“吴楚锁钥无双地,徽饶古道第一关”,而是因村口高耸的千年古樟。罩地三亩的古樟,“下根磅礴达九渊,上树摇荡凌云烟”,神秘、魅惑,它的浓荫下,集结着虹关村的悠悠过往。民国时,村里人詹佩弦汇集诗词五十多首,为这棵古樟编了《古樟吟集》。翻开一页,就是百年。虹关村人能够与这样的古樟栖居一起,何尝不是一种诗意与福分呢?
春天里,我和友人用航拍器俯瞰与虹关村唇齿相依的察关水口,那古树、溪流、拱桥,山水掩映,错落有致,还有路亭与村庄相连,缓缓而展。而油菜花的烈焰在奔跑,一如古意的画境里迎来了新春。
“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常常,我在南方婺源循着这样的诗意去行走,迷醉其中。有时,我走到未曾到过的村庄,那村口的古树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每一棵古树都散发着村庄迷人的气息,引着人们走上通往村庄历史的路径。然而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远远地对古树遮蔽的村庄进行怀想。
(作者:洪忠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