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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随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是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各民主党派要弘扬优良传统，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1948年前后，中国各民主党派完成了从反蒋到拥护中国共产党，从奉行中间道路到认同支持中共领导等历史性转变。中共所发布的“五一口号”也以其释放的历史信号及拐点意义，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顾七十年前这一历史事件，各民主党派并非被动出场的“他者”。面对共产党的召唤，无数性格与作风迥异的个体能够做到殊途同归，绝非偶然。作为知识分子聚合的政治空间，各民主党派有着相近的文化基因，知识分子内核为民主党派打下了深刻而又特殊的烙印。从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到北上参加新政协是近代知识分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次集体行动。在此前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完成了从“文人议政”向“参政议政”的转向，部分知识型政党亦初步实现了现代性整合。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近代中国出路的过程中逐渐分化为保守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不仅追求思想独立，也要“政治上之民主与自由”。“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创办时论报刊、组建政党与民间社团，均可视为参与政治的努力。但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语境之下，民主、自由显然都要让位于爱国，即便是认同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自由知识分子，其情感出发点依然离不开民族主义。
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统一压倒民主、自由”的思路逐渐明晰。抗战胜利后，国际环境好转但国内政治生态仍趋于复杂，知识分子参政的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爱国知识分子推动了各民主党派的建立，并较多承担了党内事务。而从成员上看，不只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具有知识分子政党的性质，即使是以“农工为中心”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也长期以知识分子为核心力量。国民党独裁专政、分裂国家的行为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诉求产生激烈冲突。1946年底到1947年初，各民主党派以内地报刊为舆论阵营展开辩论，最终初步达成了放弃中间道路、拥护中共领导的共识。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向各民主党派发出诚挚邀请。毛泽东亲自参与文本的修改过程，他字斟句酌，对全文进行了三处修改，其中最为关键的修改在第五项。他将原文“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开展了“新政协运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也在中共的帮助下开启了一场“知北游”。在北上途中，他们直抒胸臆，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其心态上的微妙变化亦跃然纸上。柳亚子写下“六十三龄万里行，前途真喜向光明”的诗句，寄托对解放区的期待。叶圣陶在日记中用“涓泉归海”表达激动心情，称此番盛事“生平罕见”。朱蕴山等人则不约而同使用了“神州解放”等佳句。到达北平之后，共产党人给这些知识分子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叶圣陶、徐铸成等人不吝笔墨，大赞“民众翻身”“新天地”“新社会”的气象。柳亚子更是在致谢辞中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激动心情溢于言表。
传统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捧着一颗心”走到了一起，但除了少数与中共有较多接触的左翼知识分子外，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以及新政权还比较陌生。他们在情绪上表现得乐观昂扬，对于即将从事的事业却普遍缺乏足够认识。叶圣陶坦言，自己虽明白将要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对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等问题却认识“相当模糊”。此外，各民主党派在诞生之初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分复杂、纲领不明确等问题。正如周恩来所说，民主党派成员“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在国家统一的愿景即将完成之际，民主党派内外的分歧逐渐凸显，新政协代表名单也因之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直接领导筹备会第一小组并重新对名单进行审查。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向各民主党派明确了甄别的标准，即在1948年“五一”之前已有组织或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口号的，就可以作为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李维汉进一步指出，“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通过灵活掌握上述原则，第一小组在审查中既充分肯定了民主人士的历史贡献，同时对各民主党派进行了有效整合。
针对部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代表名单的不同意见，共产党人发挥了协调作用，统战部在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意见的基础上协调了代表名单，从而保障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以酝酿新政协代表名单为契机，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完成了党员梳理并对内部的知识分子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从而为向现代参政党的转变做了准备。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参政所依赖的政治空间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报刊与松散的民间团体不再作为知识分子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平台。通过团结在民主党派周围，知识分子以参政党成员的身份实现了从“文人议政”转向“参政议政”。
1949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会议上谈到革命胜利后如何动员各方力量参加建设的问题，他号召共产党人要积极“到他们中间去”“领导他们”。从发布“五一口号”到召开新政协，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实践探索与理论贡献，同时也为近代自由知识分子、保守知识分子向新知识分子的转型提供了历史条件与环境。知识型政党在此过程中初步完成了现代性重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自由的诉求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场域得以实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漂泊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在新中国落地生根，他们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自身也开始了向工农新知识分子的过渡，不仅为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助力，更以其知识与智慧投身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建设热潮。
（作者：刘亚娟，系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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