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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25日 星期三

    探寻当代宗族改造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新作

    作者:陈金龙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25日 11版)

        【图书评介】

        宗族结构的解体,阶级关系的确立,是当代中国乡村变革的重要内容。这一变革的历史与逻辑起点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期的乡村变革决定了此后直到当下乡村社会的基本模态。研究当代中国乡村变迁特别是乡村宗族变迁,必然要厘清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宗族改造的理论与实践。谢迪斌新著《从血缘到阶级——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宗族改造》(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版),在这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是近年来反映这一领域新进展的代表性学术成果。这一成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聚焦问题。问题的呈现与把握在学术研究中至关重要,当代乡村宗族改造裹挟在复杂的社会变迁进程中,与其他社会问题相纠缠,很多研究成果虽然都有所涉及,但都是杂糅在其他问题之中,没有聚焦于乡村宗族改造本身。该书在这方面做了较好尝试和努力,在对当代乡村社会发展现象和材料总体把握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乡村宗族改造的理论与实践进行集中呈现与表达。我们党乡村宗族改造的主题在于:打破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血缘纽带,重构一套具有现代特征、国家政权完全掌控的、以阶级为纽带的乡村社会结构和秩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体系在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存在与演化,形成了十分完备的观念、制度和行动结构,在乡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在乡村秩序维系与巩固中有着重要作用。要在乡村社会再造一套新的社会秩序和治理机制,面临着巨大而全方位的阻力。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乡村宗族改造的理论与实践及其成效,有着特别重要的认识与解析价值。该书将此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系列社会改造中抽离出来,作为研究对象清晰聚焦,具备了突出而独特的问题意识。

        突出重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社会形势复杂,稳定与改造的任务艰巨,中共乡村宗族改造理论和实践内容十分丰富。该书没有沿用一般性过程描述的手法,而是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改造与治理的总体出发,将中共乡村救济理论和实践的叙述与其他方面的乡村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以下方面作了重点叙述:一是突出党对乡村宗族的理论认识。中共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为乡村宗族改造确立明确的理论逻辑:要建设现代乡村,就必须对乡村宗族进行改造。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出发,中国共产党又得出了乡村宗族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的结论,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不可能在一个短的时间就能彻底完成改造,这就确立了党改造乡村宗族的策略逻辑:不是单独直接对乡村宗族进行冲击,而是通过削弱其存在和运作环境与条件,限制和约束其存在与影响的空间,最终使其与乡村社会生产、生活过程脱离;二是突出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宗族改造的实践行动。中国共产党乡村宗族认识上的理论清醒,决定了其改造行动的路径手段明确。中国共产党乡村宗族改造的行动是如何实施的呢,该书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叙述:经济上对乡村宗族的存在与运作基础进行分离,制度上对乡村宗族权威体系的解构,文化上对乡村宗族空间与符号的改造。三项行动的实施,使得乡村宗族不再在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概括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乡村宗族改造在理论上有着自身的独特逻辑,在实践上有着独特的行动路径。正因为这种独特性,党在这一时期的乡村宗族改造摆脱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局限,能够取得近现代乡村宗族改造行动所无法达成的效果。该书对理论梳理与行动描述之后,较好地提炼与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宗族改造的特征,揭示了党在乡村宗族改造理论和实践上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一是以乡村经济结构的重组为基础。中国乡村宗族问题是与小农自然经济结构紧密相连的。所以,必须打破这种结构,才能对乡村宗族结构进行改变。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展集体合作化运动,用阶级关系为纽带的合作社取代乡村宗族村落,将乡村民众由宗族成员改变成公社社员;二是以乡村文化再造为前提,乡村宗族除了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着浓厚的文化心理氛围,中国共产党在改变乡村宗族经济结构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改变乡村宗族的文化氛围,用科学无神论、历史唯物论来消除传统乡村的有神论、宿命论、血统论,为重构现代乡村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

        公正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宗族改造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换的基础性工程。该书从乡村宗族改造之后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特征和现代意义角度评价了乡村改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再塑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模态,从自然模态转向了社会模态。阶级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分工合作范围比宗族关系大得多,有助于人在分工与合作中能力的增强,促成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一体化。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宗族的改造,从生产生活的时空仪式、人际交往的符号象征、认知思维的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和重建,基本确立以现代理性、世俗日常和阶级话语为基础的乡村文化观念体系,使广大乡村社会成员能够生活在现代理性的文化氛围中。

        (作者:陈金龙,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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