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赤字”背后的制度性缺陷

    冷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把持着国际政治话语霸权，西式民主似乎成为善治的代名词。然而，这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对于其制度的深刻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为普遍问题，选举制度失灵和政治精英失职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将本国的社会治理认作“劣治”，即便是西方的知识精英也越来越不同程度地陷入“对民主的焦虑”之中。可以说，西方的“民主赤字”正日益凸显，其根源在于西方民主的制度性缺陷。

    将部分人的“同意”等同于全体人的“认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遭遇投票率持续走低的情况，这反映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和对政党的信任度的持续走低，政治冷漠已经成为西式民主的痼疾。之所以不少公民特别是中低社会阶层的公民表现出“主动放弃”的态度和行为，是因为他们无法切身感受到这种“一人一票”的选举对自身利益有什么关系，相反，却越来越认为这种选举制已经无力左右特殊利益集团日益膨胀的操控力和少数精英集团对公权的侵害。

    在投票率一路走低的同时，实际参与投票并且支持最终胜选者的选民人数占这些国家公民总数的比重更低。参选者一旦当选，这批事实上占据少数的支持者所持“民意”会被胜选者“优先”满足，甚至会将这些少数人的“民意”等同为全部公民的“公意”。这种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充分和不平等，使理论上的多数决定原则很多时候变成了实际上的少数决定。如此，如何能够证明少数人“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呢？这种所谓的公民授权过程所形成的权力的正当性又在哪里呢？

    将程序正义超越于结果正义。与公民政治冷淡态度、地方政治与国家政治的联系日趋松散等情况相应的是，竞争性选举只能够表明人们选定“代表”的方法或程序具备有效性，而不能证明当选后的“代表”施政行为的正当性。所以，即使周而复始的选举在程序上被赋予了正当性，但国家内部的阶级、族群和性别等结构性不平等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本性解决。对美国和欧洲多国的社会状况的研究表明，中产阶级的萎缩、机会不平等和财富、收入不平等事实上都呈现恶化状态，从中更能看出“民主赤字”和政治冷漠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

    相较于所谓的程序正义,特别是在“程序吸纳不满”的噱头之下，“符合公共利益”这一结果正义标准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政治和经济寡头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政治机构对精英阶层利益的回应性也远高于对普通民众利益主张的回应性。精英政治体系试图通过各种程序性设计确保“赢者通吃”格局的同时，也给了民粹主义甚至反智主义以生存空间，还由此催生了高层管理者所构建的上层建筑实际上得不到广大中低民众的支持的基本社会政治格局。

    将政党胜选、个人胜出凌驾于共同意志、公共利益。选举曾经被定义为公民意愿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形成过程，能够充分展现“公民的智慧”和公共的利益。但是，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是两党或多党政治与生俱来的缺陷，其背后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把控。竞争性选举日益变成一种受特殊利益操控的讨价还价的游戏：政党政治既是竞争性选举的依托，也是基本权力架构背后的权力运作融通渠道。在政党政治作为政治生活实际核心的背景下，赢得选举是政党的根本追求，个人及其背后的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可避免地受到金钱和势力集团的操控，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反而成了竞选的装饰和会被牺牲掉的代价。此外，在西方，权钱交易日益合法化和公开化，例如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取消《联邦竞选财务法》，使得无法追溯来源的政治献金得以操控美国的选举，进一步加剧了精英政治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导致普通民众难以相信通过选举产生的执政者就是人民共同意志与公共利益的代表，并且所谓的“政治正确”已经不足以掩盖日益碎片化的“公众意见”，更勿论“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各类民意调查中所展示的“公众意见”已经不再是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体现。

    由上述分析可知，作为西式民主标志的竞争性选举机制正日益沦为一种以选票换利益的两党或多党竞争“选主”的机制。作为民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人民的同意”，即“共意”，其背后是公共利益——的作用也已经被贬低了，广大中低层普通民众的利益不仅没有被纳入政治选举的最主要议程，而且事实上正越来越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正因为西方民主的制度性缺陷，竞争性选举、政策辩论、“民主投票”等都越来越具有“作秀”的色彩。更深层的问题是，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符合实际支配西方社会的特殊群体（政治权力＋资本权力）自身的利益要求，并通过这种选举将自身的利益要求合法化和正当化。这不但大大降低了“良治”的可能性，弱化了国家治理能力，还进一步强化了“民主赤字”现象。

    西方“民主赤字”更深层的背景在于，大资本集团的长期合谋与垄断导致的公共伦理精神缺失。由于大资本力量不受节制的急剧扩张，不仅国家能力受到侵蚀，政治回应度和政治回应能力也趋于不平等和萎缩；而且人民“亲自提出意见”的民主权利被两党或多党选举机制所消解，各种社会力量对资本力量进行限制的能力在下降。避免大资本特殊利益集团“制度化地”钻空子，避免其以“合法”的方式忽视人民迫切需要的社会经济变革，成为克服西方“民主赤字”的核心问题。然而，西式民主的制度设计，使之成为无法破解的死结。

    （作者：魏南枝 黄平，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