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3月28日，手捧鲜花的人们会聚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纪念园，向302位遗体捐献者敬献鲜花。这其中，最新一位遗体捐献者，是享年91岁的徐思益。生前他是新疆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现代语言学专家。

    今年2月23日徐思益离世。他留下遗言，捐出遗体供医学研究使用，捐出所有藏书，供新疆大学师生阅读，捐出所有财产，服务社会更多的人。

    众多学生与同事得知消息后，不禁泪流满面。60年来，徐思益创造了多项新疆语言学的第一，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专家学者，开创了边疆语言学研究领域，让语言学这门深邃艰涩的学科成为新疆大学社科人文学科的排头兵、领军者，一直走在全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前沿。

    徐思益生前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来到新疆，60年一直站在讲台上，就想为新疆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培养更多的人才，取得更多的成果，让语言学为新疆发展服务。”

新疆语言学的开拓者

    1958年，南京大学校园里，一位年轻人经过多年努力，顺利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作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教授的学生，南京大学让他留校工作。可他只在南京大学工作了一周时间，就主动报名要求到新疆工作。

    许多年后，徐思益回忆：“当时得知新疆各项事业急需人才，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党和国家提得最响的口号。我想：古时的张骞、班超等人都去了新疆，如今那里急需人才，我也要去，到边疆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于是，我就放弃了南京大学优越的条件，毅然决然选择了新疆。”

    到新疆后，徐思益先后在新疆师范学院、新疆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与其他老师一起，第一次把现代语言学这个专业带到了新疆的大学课堂上，让新疆的学生了解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知识。

    “当时全国有许多名牌大学的优秀学子，如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杨晓敏、复旦大学毕业的林瑞等，都与我一样，响应祖国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大家都有一个纯洁的愿望：把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无私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徐思益说。

    曾在研究生时期旁听了徐思益所有课程，后一直与徐思益一起工作的高莉琴老师回忆说：“当时，人们无暇顾及世界语言学界新发生的一切，大部分人对国外繁花似锦的语言学发展状况知之甚少。尤其是远离学术中心的新疆消息闭塞、资料匮乏。就在这种背景下，徐思益教授在1979年率先给研究生开设了现代语言学的几门课：‘语言学名著评介’‘理论语言学’‘描写语法学’等。他还开设了‘语言学专题讲座’‘现代逻辑讲座’等。很多学生就是在这里熟悉了索绪尔、布龙费尔德、乔姆斯基等现代语言学大师的名字，领会到现代语言学的精髓。”

    1980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尚未出版，徐思益率先在国内发表了《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1981年，他发表了比较客观、科学、严密地描写汉语共时语法体系的《描写语法学初探》，走在了全国同类研究的前列。

    1982年有专家评价这本书，《描写语法学初探》是目前国内系统研究描写语法学理论唯一的专著，填补了我国语法科学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徐思益曾回忆，“文革”中，许多资料与笔记都没有了。后来他想写点什么，突然想到为何不写一本语言学方面的书呢？

    目标一旦确定，徐思益的所有心思都放在这本书上。他好像回到了大学时，教授方光焘对他的指导重现出来，大略的写作思路马上就呈现出来了。他一口气把想要写的东西列成提纲，《描写语法学初探》的雏形就形成了。

    当人把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上时，幸福与快乐就同时围绕着他。更让徐思益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的初稿写成后，他拿给同事们征求意见，得到好评。许多同事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这让他信心倍增。后来书出版时，一次就印了7000册，并多次再版，仅出版的当年，就重印了3次。

    专著出版后，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徐思益又与李兆同合著了《语言学导论》大学教材。这本教材填补了恢复高考后缺乏新的语言学概论教科书的空白，被国内几十所高校采用为大学教材。

    聆听过徐思益多门课的安徽大学教授曹德和曾撰文说：“徐思益教授与李兆同教授合著的《语言学导论》，是恢复高考之初相继出版的5部同类教材中的第一部，徐思益教授是国内较早对语境构成及其作用开展系统考察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是较早引介转换生成语法的学者，同时也是较早将其管约论运用于汉语分析的学者。在国内许多同仁对社会语言学还缺乏充分认识的时候，徐思益教授已经写了题为《语言的接触与影响》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报告。在不少同仁对语用研究尚持观望态度时，徐思益教授已经推出了《孔子的语用思想》《重视语用学研究》等语用学方面的系列文章。徐思益教授多年的研究始终保持一个特点：地处边远，学在前沿；锐意进取，勇于开拓；有的放矢，慎思明辨；不拘一格，兼容并包；情系新疆，无私奉献。”

填补学术空白

    改革开放后，曾经把青春与年华献给新疆的一些知识分子返回了内地，徐思益也有这样的机会，甚至连海外的一些高校也发来了邀请，开出高薪希望他去工作。面对这些邀请，徐思益深情地说：“当初选择来新疆工作，就是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给这片土地。如今，看到新疆现代语言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有了各民族的研究队伍，我更舍不得离开新疆，我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新疆。”

    在他和一批语言学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80年，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语言硕士学位授予权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首家拥有语言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时至今日，这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已经培养出50多名现代语言学的研究生。

    新疆大学语言学1996年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4年成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新疆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成为国家级一类特色专业。

    长期在新疆做语言学研究教学，让徐思益很早就开始关注并研究新疆语言的发展变化，先后撰写了多篇与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有关的语言学文章，深入探讨了现代语言学在民族地区的实际应用。他撰写的文章《认真执行民族语言政策》《古代汉语在西域》《论语言的民族变体》和《推进新疆民族语言大发展》等，对新疆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学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高莉琴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徐思益组织了新疆一批不同学校、不同民族，不同专业的中青年骨干教师，申请并承担了国家“八五”社科课题“语言的接触和影响”项目。这是新疆大学第一次申请到国家社科课题，虽说课题经费很少，但大家还是十分认真努力，深入到南北疆农村牧区进行调研。

    “徐思益教授手把手地教我们，在乡村调研时，我们用最原始的录音机，录下需要调查的语言，回到学校反复地听，反复地记录，直到把语言表达的内容听明白，完整地记录下来后才罢休。想想那个课题，真是很苦，但徐思益教授一点也没有说苦，年纪很大了，整天乐呵呵地和我们一起跑东跑西。”高莉琴说。

    这个课题项目完成后，1997年出版了论文集《语言的接触和影响》。全书共12个专题，调查研究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使用汉语的情况。最主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使用汉语时，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呈现出的母语印迹，使汉语产生了系统性变异。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章太教授在给课题做鉴定时这样写道：“过去学术界对新疆的多元语言生活状况，尤其是双语现象和双语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徐思益教授主持的‘语言的接触和影响’课题，对新疆这一重要现象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同时，为应用语言学主要是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民族学等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资料。”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现代语言学思想，徐思益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多次邀请国内外语言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来新疆大学讲学，开拓新疆语言学研究者的思维，让新疆语言学研究站在国际的前沿。

    “那时候，新疆大学语言学研究十分活跃，每个学期都有国内外语言学大家来学校讲课。记得前后来讲课的有美籍华人王士元先生，语言学界知名学者胡裕树、陈章太、于根元、龚千炎、范晓、石安石、王理嘉、贾彦德、李临定先生等。这些学者的到来，给新疆语言学界带来了新的思想，使新疆语言学界充满了活力。而且这些学者来新疆大学，不要一分钱报酬，完全是为了提升学术水平而来，令人敬佩。”高莉琴回忆起那段时光，仍然感怀不已。

    新疆大学人文学副教授李丽华说：“徐思益教授不仅在课堂上教学，带研究生搞研究，还十分关心和扶持新疆的语言工作者。由于他本人在新疆语言学界的威望，不少年轻学者向他请教问题，请他看书稿、看论文、求他写序。这些事几乎占去他三分之一的时间，他从不拒绝，而且认真对待，急时甚至通宵达旦。别的不说，单就我们教研室的研究生，每逢毕业时，总要请徐思益教授看论文。他从来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看完之后，要指出缺点，还要叮嘱如何修改。”

    在徐思益的倡导下，新疆汉语学会于1987年正式成立。徐思益多次说过，学会是什么，学会是研究科学的组织，而科学是一种集体的事业，学会的存在，也是集体事业的一种表现。有了学会大家能聚在一起交流心得，交流成绩，互相促进，互相帮助，推动学科向前发展。

追梦的脚步永远没有停止

    徐思益在新疆工作60年，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与教学，桃李满天下。《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为他立传，《汉语实用语法大词典》列有他的专项词条，他还作为近百年来中国产生的320位著名语言学家之一被收录到《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第三卷）中。80多岁的徐思益退休在家，仍然没有离开喜爱了一生的语言学研究，平均以每年一本专著的形式，活跃在国内语言学研究领域。与他早就成为忘年交的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木卡姆学会理事、新疆作家协会会员郭涵介绍，2014年，几家国内出版社找到徐思益，希望将他已经出版的20本语言学专著重新结集出版。从那天起，一向十分严谨的徐思益又找到了自己奋斗一生的工作，每天坐在办公桌前，认真修改这些凝聚他一生心血的文章。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审定修改，就像在写一本新书一样。但身体早就不堪承受这样的负担，到今年初，他才修改完3本书稿。郭涵说：“去年每次见到徐思益教授，都发现他身体状况很不好，脸色苍白，还拄上了拐杖。他总说没事，是修改文章累的。但我知道，这是他在用心做着一件事，他就是这样一个追了一辈子梦想的人，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退休后的几年时光，徐思益仍然把目光盯在新疆的语言学研究上。但这次，他盯的目标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有现实意义。新疆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主要涉及双语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以及语言安全等方面，相关的研究已经开展多年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很多挑战，主要包括对内双语政策与对外语言传播政策的对接，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和跨境语言人才培养政策的对接，国家语言安全战略与“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对接等。作为一位研究了一辈子语言学的专家，他研究的目标也随之深入。

    20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思益的《语言研究探索》。2011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徐思益的《说话的学问》。

    2016年7月，徐思益还出版了两本书——《语言理论探秘》《语用学理论纲目》。

    2014年教师节那天，徐思益与新疆红十字会代表见面，共同签订将遗体捐献给新疆医科大学用于医学研究的协议，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家人的全票通过。徐思益说：“回忆自己的一生，我无怨无悔。来到新疆，实现了我第一个梦想；站在讲台，实现了我为新疆培养更多人才的第二个梦想；研究学术，出版著作，让更多人了解新疆语言学，这是我的第三个梦想；把语言学研究与新疆现实结合，这是我第四个梦想；第五个梦想就是把自己也捐出去，为国家的医学事业贡献一点力量。追梦永远在路上。”

    徐思益走了，他在这个世上做了一个人必须做的事和喜欢做的事，真正实现了陶行知先生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本报记者 王瑟 本报见习记者 周世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