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游”

    元代前期的重要诗人戴表元，在宋元诗歌转型中有着令人关注的成就与地位，他与倡导江西诗风的著名诗人方回同时，但其诗学祈向却与之大有不同。方回在江西诗派早已式微之际，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意在重振江西诗法；而戴表元则以涤荡宋末余习为旨归，以“无迹之迹”为所取法的诗歌境界。清代著名学者、《元诗选》编选者顾嗣立以诗评之曰：“大德元贞老逸民，剡源石屋句清新。论诗笑杀方虚谷，还向江西拜后尘。”（《题元百家诗集后二十首》其三）清晰地表述了戴表元诗论与方回诗学思想的不同之处。而从具体诗论而言，戴表元的诗学主张不仅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应该得到更高程度的重视，而且对当代的文艺学建设也有启示意义。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自号剡源先生，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宋咸淳中，登进士乙科，教授建康府。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皆以兵乱不就。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表元已六十有余，执政者荐之，除信州教授，再调婺州，以疾辞。晚年朝廷屡次征召，皆不就而隐居。其诗文集名《剡源集》。顾嗣立如是评价戴表元在文坛上的地位：“宋季文章气萎薾而辞骫骳，帅初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名海内，帅初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许与。东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帅初而已。”（《元诗选·初集》）可见，戴表元堪称是当时的文坛魁首，威望甚隆。

    表元诗论，集中体现在其所作序中。《剡源集》中有序文近150篇，其中半数以上为诗集序或与诗人、诗歌创作有关的序文。这些序文中所透露出的诗学思想颇为丰富。而在戴表元诗论中有一个突出的概念，那就是“游”。在许多诗序中，戴氏都以“游”作为诗人创作臻于高致的前提条件。如《赵子昂诗文集序》《刘仲宽诗序》等名篇，都以“游”作为诗歌创作的核心观念。“游”的基本含义，是漫游、游历，走出书斋，饱览自然与社会，而迥异于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在《刘仲宽诗序》中，戴氏提出“学诗先学游”的主张：“余少时喜学诗，每见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则以问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学诗乎？则先学游。游成，诗自当异于时。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时时取陆放翁《入蜀记》、范至能《吴船录》之类，张诸坐间，想象上下，计其往来，何止日行数千万里之为快。已而得应科目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谙其乡土风俗。已而得宦学江淮间，航浮洪流，车走巍坂，风驰雨奔，往往经见古今战争兴废处所……身又展转，更涉世故，一时同学诗人，眼前略无在者，后生辈因复推余能诗。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来从余问诗，余因不敢劝之以游。及徐而考其诗，大抵其人之未游者，不如已游者之畅；游之狭者，不如游之广者之肆也。”通过自己学诗过程的亲身经历，戴表元认为，“游”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创作主体在与自然、社会的直接接触中开阔视野，获得诗思。这与江西诗派的“无一字无来处”、在书本中撷取诗料的做法是判然不同的。而且，戴氏认为，“游益广，诗益肆”，就是说，诗的境界是与游的广度与深度有直接关系的。诗人游历所接触的山川风物、社会人情等越广阔越深刻，诗的气韵越畅达，境界越开阔。这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江山之助”！

    游的一个重要含义，还在于亲历的审美体验。戴表元于此提出了更有价值的看法。在《赵子昂诗文集序》中，戴表元说：“请以杭喻。浙东西之山水，莫美于杭，虽童儿妇女未尝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为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历而知之，而彼未尝至故也。他日试以其说问居杭之人，则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于杭者异也。今人之于诗，之于文，未尝身历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尝历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戴表元的这段诗论颇有美学理论价值。其以人们对杭州之美的认识为例，来说明真正的艺术个性，是以亲身的审美体验为前提的。泛言余杭之美，那些未尝到过此地的人都人云亦云，而且大家说的都是一样。戴表元与赵孟（子昂）为好友，“与余友十五年，凡五见，必以诗文相振激”。戴氏说其与赵子昂都能写出杭州独特之美，因为他们“身历而知之”。而当其问到杭州当地居民，则对杭州特色各有说辞，是因为他们都对杭州有不同的体验。而从诗文创作角度来看，“未尝身历而知之”者，所言皆是，也即千篇一律；而真正“历而知之”，也就是在亲身体验中感受余杭之美者，却是不可能雷同的。这也是“游”的意义所在。杭州之美，人所共知，即便未尝亲至，也都称其美，但这只是一般性的判断，是一种间接知识，用后来王夫之的话来说，这是“比量”；而问住在杭州的人，所言则有不同，这也因为他们是亲身体验，是“现量”。戴氏在这里强调了主体的审美体验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

    山川信美，诗人身历亲游，却不能代替诗艺审美表现的追求。戴表元以“游”为前提，却又并不认为，只有“游”就能写出好诗。在《胡天放诗序》中，戴表元说：“严于浙中为佳州。奇山帷攒，清流练飞。世之骚人称之，有‘锦峰绣岭’之目。迨至于淳安，则佳益甚，山丛而益奇，川疏而益清。异时余尝识其间知名者数公，衣冠笑谈，楚楚然称其山川者乎！然当是时，诸公之文章，方期于用世，无有刳心雕形，沉埋穷伏而为诗者。山川虽佳，其烟云鱼鸟，朝夕真趣，不过散为渔人樵客之娱而已。兵戈以来，游宦事息，乃始稍稍与之相接。而前时诸公，谟典策之具，亦且倚阁无用。呻吟憔悴无聊，而诗生焉。去年春，识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诸公中之一人也。读其诗，独无呻吟憔悴无聊之声焉。余疑而询之。盖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箪瓢之操；怀四方万里之志，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年，厌薄世禄，疏摈举子，已耽为诗。”在这里，戴表元认为，诗文创作不仅是“呻吟憔悴无聊”的产物，而且应该是诗人对诗艺的精心追求。游历山川只能发其感兴，而要真正写出好诗，还要有“刳心雕形，沉埋穷伏”的艺术训练。

    戴表元在宋元文学转型过程中，是一位代表性的诗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开启元代诗风的人物。他的诗歌批评内容丰富，这里仅举一隅，但也可看出，它们是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的，对于今天的文艺理论，也有借鉴意义。

    （作者：张晶，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