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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02日 星期一

    《文选》是如何成为经典的

    作者:张廷银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02日 13版)

        《文选》是我国第一部诗文选集,不仅优选并保存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同时也推动了这些作品的经典化和普及化。经典化和普及化字面上似乎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但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文学作品普及的范围越广,即意味着经典化的程度越高,经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普及化而实现的。《文选》以及其他的文学作品选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充当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使得经典化与普及化彼此促进,实现最佳传播效果。

        《文选》在唐代得到了世人的广泛重视。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曹宪、李善、“五臣”、陆善经等人对《文选》的音训和注解,不但在《文选》原文之外形成了一个内容更丰富的文本,而且因为更便于理解,进一步促进了《文选》的阅读与流传。二是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等唐人编选的唐诗选,均以《文选》为参照和标准,这些诗选集的目的和作用与《文选》一样,也是对原诗在优选、保存基础上的更广流传。三是当时文人对《文选》的广泛阅读与仿作,大幅度促成了相关作品的流传和再生。第一、第二方面的成就集中明显,易于被大家所理解,第三方面则因为相对较为分散,不太容易被大家所关注。实际上,唐代文人从“续儿诵《文选》”(杜甫《简云安严明府诗》)、“诵《楚词》《文选》之言”(刘秩《选举论》)开始,再深入到“熟精《文选》理”(杜甫《宗武生日》),对《文选》所载录的诗文作品,从表现内容到写作理路都有比较透彻的领会琢磨,并进而涌现了类似李白“前后三拟《文选》”的写作热潮。虽然《文选》得到文人的重视与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有很大的关系,但在他们精读深思了《文选》中的作品后,实际所体味到的感受远远超出了应付诗赋考试所需要的临场方法与技术,而是诗文写作从构思到运辞的整体水平的提高,所以朱熹说:“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诗”)有学者认为唐代著名的诗人如“初唐四杰”、李白、杜甫、韩愈等都与《文选》有关(林英德《〈文选〉与唐人诗歌创作》),甚至可以说,是《文选》中的作品提供了唐代诗人的第一剂营养,中国诗歌创作高潮的到来,离不了《文选》。这是《文选》第一次被经典化、普及之后,所实现的第一次功能大释放。

        到了宋代,最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经义取士取代了诗赋取士,加之欧阳修对“险怪奇涩”文风的打击以及苏东坡对《文选》的攻诋,《文选》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理学家真德秀编纂的《文章正宗》等反而有后来居上、取代《文选》之势。再到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思潮兴盛,《文选》所反映的先秦汉魏晋文学又一次进入了文人们关注的领域。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了晚清,张之洞《书目答问》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就说:“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近代,由于新文化运动提出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文选》的命运遭到了空前的扼制,结束了其绵延一千多年的经典地位。在唐之后这将近一千年间,虽然研治《文选》的学者依然大有人在,但其几乎成为人人必读之书的局面已经不再。唐之后的诗歌创作总体上没有能够出现唐代那样的繁荣景象,恐怕也与《文选》流传不够广泛有不小的关系。

        但是,这种情形主要是对于精英文人而言的,在并不以文化活动为职业因而也不占据重要文化地位的人那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他们既不需要把《文选》作为进军仕途的翘板,也不需要通过研治《文选》而获得某种文化地位。他们只是通过《文选》来了解历史上曾经有哪些优秀诗文作品,将《文选》作为重要的阅读或诵读文本。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在阅读或诵读之后,得到了某种启发因而自己也摹写新作的情况,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明确目的的前提下进行的,属于美学上所说的“无目的的目的性”,或者是杜甫诗所写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不仅阅读理解的效果更深入,而且也不易受外界环境与文化氛围的影响,会以一种比较恒定的姿态,保持相对比较久长的时间。看唐代的诗文选本以及浓缩了各方面知识的粹编本在明清以后广泛流行,就可以知道这些书籍的基本发行方向。如果再看看明清以来的一些家谱文献的记载以及在百姓中流传的有关古代诗文作家与作品的故事,就更有把握坚信,与精英文人相对的另外一批人,同样也在阅读着《文选》,而且是最不计功利、不受诱惑的。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流播与传承主要是通过阅读来实现,那么无数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名迹的下层文人与普通民众,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文选》而认识作品,进而把这些作品以及他们的作者推向更广的范围,使这些作品连同《文选》一道达于更高的经典地位。

        鲁迅先生曾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集外集·选本》)《文选》的编选标准和选文范围尽管还有许多不太科学的地方,但在促进所选诗文流播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人们之所以欢迎《文选》,除了以较小的阅读量获得较多的内容信息之外,当然是相信选家的眼光,相信他一定会把最值得了解的作品推荐给大家。

        萧统作为中国历史上选集诗文作品的第一人,其贡献不仅仅在于选辑了精彩的篇章,还在于开创了选本这种十分重要的诗文作品流播方式。可以说,萧统连同《文选》,在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与普及化实践中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典范。

        (作者:张廷银,系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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