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摆放的两种趣味

    【文化视角】

    收纳分类对于任何物品都是学问，图书更是如此。书是难得的“实用器”与“收藏物”的统一体。可读与可藏，物质层（占据实体空间）和精神层（负载思想内涵）完美结合着。因而，书的分类摆放，既是对空间的治理处置，也是对文化的归并整合。从图书馆、书店到私人书房，处处都离不开分类法与“摆放的艺术”。甚至，不同的摆放透露着各种思维模式。

    我愿意将其划为两大派系：理趣派与情趣派。前者以图书馆为代表，它以严格的学科分类号建立起摆放的“法则”。这就像生物学对物种的分类，用种属纲目的“层级感”标记着对万物的把握。在它背后，是科学主义的自信，相信所有的零散混乱都能被归纳合并，变得清晰、简明和有力。我们对图书馆的迷恋，甚至认为它不失为天堂的一个蓝本。原因在于，它象征着世界的有序，满足了人对事物可认知、可分类的潜在需求。

    分类号就像书籍的身份ID，确定了每本书的坐标定位，指示着借阅路径。图书馆的功能属性要求书籍摆放适宜公共借阅。它势必要拒绝书籍背后的学科交叉，意义交缠，抓取最为核心的归属。科学化思维带来秩序之美，便捷简化是最大的特点。然而，这也用一种“标记”和“铭刻”，遮蔽了书籍其他多义性的可能内涵。

    书店的图书上架则既吸收了“学科分类”，也争取到了灵活性，这体现为实用性和营销性的结合。分类标准的并置杂糅，是书店的特色，或者说它放弃了一板一眼的“严谨古板”。书店可以同时有出版社专架、畅销书展台、各种类型文学专区等等。这实现了类似“兴趣小组”的摆放法，直接像内容推送一样呈现给终端——特定目标读者。如出版社分类确立了图书品牌仪式感，针对特定“出版社控”的读者，可直奔主题。如推理悬疑、科幻言情、校园青春分区，又可进一步导向读者。甚至，你还会看到对图书馆分类模式的“暴力拆解”。独立书店以作者名字首字母排序摆放，形成了国内外各领域作者杂糅的混乱场面。

    不同于图书馆的借阅和书店的营销，私人书房完全不必考虑“公共性”和“兼容性”。只要你乐意，怎么分类摆放都可以。正所谓法无定法，随性舒服，满足癖好，就是情趣派的目标。你可以按开本大小码放整齐，按书脊色系调子“搭配冷暖”。这类视觉派摆放，追求上架后的远观效果。藏书之乐不只是细细把玩，逡巡之趣也是有的。有收集癖的人，则大多以套书、丛书上架，他们大多有格式塔一样的“完型心理”，追求群集效应的规模感。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还不算真正的“情趣派”。

    情趣其实在于发现书籍之间另类新颖的“意义关联”与“分区模式”。如对作品以作者是否在世、得奖与否、星座与属相等为参考标准摆放，就让分类带上了娱乐趣味。穿过外在标签，深入精神，把握作者，也会让摆放更有味道。比如，能否找到一种“气质分类法”？根据作者气质、作品风格，可分出愤世嫉俗型、玩世不恭型、幽默闲适型、思辨批判型、媚俗媚雅型、导师鸡汤型等等。

    你还能很快找到作者们超越血缘意义的“亲疏关系”。比如把私交好的作家之作品摆在一起，好像契阔谈讌；把作家伉俪贴合一处，让他们在书架上依旧甜蜜；更有将情人伙伴、情敌论敌的作品列在一层，想象他们相爱相杀的场景。当这些历史的现场感、烟火气，都融汇在一间书房里，真成了“悟言一室之内”。你用书架安放作者生前所有爱恨恩怨，或许是最有象征意味的交流。

    分类摆放看似微不足道，本质却是一种“处置权力”。你既完成了空间的治理，同时也在搭建意义的拼图。每一次摆放，都是对作者定位的重估，书籍意义关联的重构。你是选择科学主义还是诗性智慧，重在实用秩序还是偏向情趣随性，也许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享受摆放书籍的过程，它是“拾掇中的享受”。

    （作者：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