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我与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院士的交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得知其著作《中国近代史》并参与翻译、1987年在莫斯科首次见面相识、2008年他为拙著《俄罗斯汉学史》作序,以及尔后多次迎他来京开会,迄今近半个世纪来晤谈会面总有十多次,逐渐了解其学术生涯。他在学术研究和交流实践两个方面成就异常辉煌,可为“双登顶”,令人钦佩。
1.与业师曹靖华教授的忘年之交
当代俄罗斯汉学名家中,有不少人出自北大前辈名师门下,或结有师生情缘。像季塔连科师从冯友兰治中国哲学,查瓦茨卡娅师从宗白华研习国画美学,谢曼诺夫师从王瑶研究鲁迅与现代文学,齐赫文斯基则受业于曹靖华,结成忘年之交。曹先生还为他取了中文名齐赫文。
齐赫文1918年9月出生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青年时代起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他考入列宁格勒大学时,毅然选择了汉学专业,立志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希望成为汉学家。曹靖华曾在列宁格勒大学执教6年,当齐赫文入学时,曹靖华已于1933年回国。因此,他们无缘在校相识。他们相识是1943年于抗战时期的重庆。
1939年,重庆的苏联驻华使馆开办中文学校,目的在于培养在华工作的年轻外交官学汉语,提高汉语应用水平。曹靖华应潘友新大使邀请到校教授汉语。
1942年底,齐赫文被派到大使馆任二秘。两人有机会朝夕相处。齐赫文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回到天安门》中这样记述:
“中国教员当中,最出众的是曹靖华教授。他非常敬业,认真地履行自己的教员职责。不论烈日炎炎的酷暑或寒风凛冽的严冬,不论大雾弥漫或秋雨连绵,每天清晨你都能看到他身穿中国传统的蓝布衣衫,手持黄油布雨伞,另一只手提着装有书本的蓝布包,徒步登上使馆所在地的枇杷山,去给学生们上课。20世纪30年代,他曾执教于列宁格勒东方学院,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对俄苏文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加之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使他很快就成为学员们的偶像。年轻的学员们翻译中遇到疑难点都乐意向曹教授请教,每次都会从他那里得到热情的帮助。”
齐赫文的勤奋好学给曹靖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常在一起谈中国历史,谈鲁迅,谈“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学;谈列宁格勒,谈列宁格勒大学的朋友阿翰林、王希礼(瓦西里耶夫)、休茨基、叶菲莫夫,等等。他们年纪相差20岁,却结下了忘年交。受曹靖华的影响,齐赫文那时就翻译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在酒楼上》(1946),成为两书最早的俄译。
这所学校的学员中,有不少后来苏联著名的外交家和东方学学者。除齐赫文院士外,还有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远东司司长卡拉布霍夫、驻天津总领事季托夫、外交家克鲁季科夫和中国哲学史学者谢宁等。
不过,他们1945年重庆别后35年,才于1983年在北京相会。
后来在1986年秋,齐赫文应邀来北京出席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曹靖华已住进北京医院。齐赫文带着他的两位年轻助手前去看望。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1987年9月8日,曹靖华离世。
曹靖华去世后,齐赫文仍关心其后事,据曹靖华女儿苏玲说,齐赫文从1988至1990年连续三次邀她访俄,之后至本世纪初10次来京参会都来看望她,晤谈的中心内容都是编出曹靖华先生文集及为此去俄查档案资料。在1989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了纪念曹靖华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由齐赫文主持。会后,出版了一本纪念集,有俄中两种文本。中文本《远方的怀念》于1992年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17位苏联朋友纪念曹先生的21篇文章。
2007年9月,齐赫文应当代中国研究所邀请来北京出席“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苏玲和我去他下榻的国际饭店看望他。他交来致10月即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曹靖华诞辰110周年纪念会的贺词,贺词中指出:“曹靖华教授不仅教育了整整一代俄罗斯汉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文学翻译将俄罗斯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他还说:“在我国,不仅他的学生们(我有幸也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所有对中国友好的人士,都一直怀念这位俄罗斯人民的好朋友。”对曹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2.记录中国近现代史的变迁
在学术界,恐怕少有人像齐赫文那样如此执着于系统地撰述中国近现代史的变迁,从改良主义、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逐个阶段都有鲜明的概括。他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并以此成名。他在20世纪40—50年代先后以副博士论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原则及其对外政策》(1945)和博士论文《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1953)走进学术界,当时就在苏联史学界显得卓尔不群,也引起中国史学同行的注意,尤其在两文修订成专著——《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59)和《孙中山的外交政策观点与实践》(1964)——出版之后。两书与后来发表的专著《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构成齐赫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三部曲”。同时,他还围绕康有为、孙中山、周恩来这三位重要历史人物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资料和人物传记资料,包括专著,如《孙中山选集》等,极为珍贵。齐赫文对中国社会有亲身的体验,有亲自参与或见证重大事变的经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这样的历史大事。在参加开国大典之后,他立即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快函传回莫斯科,促成了苏联政府在次日,即10月2日发表声明并公开承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随即被任命为大使馆临时代办,成为首任驻新中国的使节。他的名字已经和两国关系史连在一起了,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为荣耀的经历。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7日头版以《世界著名汉学家聚会在北京研讨汉学》为题的报道特别指出:“从马可·波罗、利玛窦、雷慕沙、费正清、李约瑟,到齐赫文斯基等,这一连串名字,连接成‘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桥梁”,给予齐赫文院士极高的评价。
而中国学术界对齐赫文研究成果的重视,几乎形成风气。在俄国汉学界当代五大院士当中,受中国学界关注最广泛、时间最为长久的,当属齐赫文。与俄罗斯科学院有传统交流合作关系的中国社科院及其下属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都和他有密切关系,很注意对他的研究。即便在高校,北京几所文科类的大学也都或设有专门的机构,或派有专人搜集、研究他的学术活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系和俄语系,都曾有人译介他的学术著作。北大俄语系和历史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同北师大历史系合作翻译了齐赫文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2、1974年)。
至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等机构,早与多家出版社、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一道,对他的著述几乎达到了跟踪翻译,一有新作便会及时出版中文版的地步。例如齐赫文1959年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在1962年就被译成中文版《中国维新变法运动和康有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的另一部巨著,2000年就被译出了中文本《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统一》(中央文献出版社)。
齐赫文的两部重要回忆录也是如此。1992年他出版《我生命中的中国(1930—1990年代)》两年后,1994年便被译出中文版《我的一生与中国:1930—19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他2002年出版的《回到天安门》于2004年被译出中文本《回到天安门》(中共党史出版社),同样也是仅时隔两年。
齐赫文不但以自身的经历和著述见证了中国现代史的变迁,还以他在俄罗斯学界的显要地位,和对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而引起中国学人注目。是故我们在筹划俄罗斯汉学文库(三十卷),在1999年赴俄访问时,就拜访过他,获得他不少的建议,大有益于文库的编纂。
3.完成《中国通史》的编纂
2017年终于出版齐全齐赫文主编的《中国通史》十卷,每卷950页左右,篇幅浩繁,各卷均设分主编,由12位汉学家院士、博士承担,均系他的史学门生或接班人。此书虽系集体成果,但无疑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也是他一生研究中国历史的经验结晶。
十卷本《中国通史》按时间顺序分卷,前部分一至六卷为古代,分别为:第一卷:上古和古代史,第二卷:战国时期、秦朝和汉朝,第三卷:三国、晋、南北朝、隋朝、唐朝,第四卷:五代时期、宋朝、辽、金、西夏,第五卷:元朝、明朝,第六卷:清朝。
后一部分为近现代,含四卷,即:第七卷:中华民国,第八卷: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1976年,第九卷:中华人民共和国:1976年至2009年,第十卷: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卷。
他在主编序言中高度概括中华文明的特色和世界意义。
序言首先指出中华文明的特色在于:“在世界不同地区过去产生的各种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以其数千年的持续发展而独立于世。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亚述巴比伦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加文化、玛雅文化以及其他很多种文化都由于内部矛盾、敌对力量入侵、火山和地震等自然条件剧变、洪水、旱灾等而消失。”
接着阐明其意义在于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中华文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世界因中国而获得了高质量的青铜铸造工艺、丝绸、茶叶、纸类和瓷器的生产、火药的制造,指南针、地震仪也来自中国,大型海船的首次建造也是在中国,活字印刷也是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不仅同邻国,而且也同被马其顿王朝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波斯帝国所属的各国领土地区,同贵霜国,同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所属领土地区,同南亚及东非地区开展积极的陆上和海上贸易。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在数百年间对相邻各国(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各国)有着极大的影响。”
齐赫文满怀激情的赞颂中国历史发展至今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使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建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崛起,近三十多年来成功地实行改革、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科学、核能源、航天、火箭制造、高铁和高速公路建造,以及体育运动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正昭然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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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赫文斯基(1918年9月—2018年2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师承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汉学研究彼得堡学派奠基人B.M.阿列克谢耶夫,并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流派。他对汉学研究和传播以及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1981年后任苏中友好协会主席、荣誉主席,曾多次作为外交官来华工作,目睹或参与了中国近现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一生不遗余力研究和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同时也致力于发展中俄(苏)友好关系。
(作者:李明滨,为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