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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25日 星期日

    随经典提升境界

    作者:李世琦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25日 12版)

        《涵泳经典》 李世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光明书话】

        《涵泳经典》是我第三本书评、书话集。此前,2006年7月在大象出版社出版了《倾听灵魂》,2010年12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批评的风骨》。该书的取名,是受王元化先生的影响。他在回忆熊十力的文章中,引用了熊先生谈读书方法的一段话:“凡读书,不可求快,而读佛家书,尤须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否则必难悟入。吾常言,学人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读书喜为涉猎,不务精微之故。”元化先生说“‘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这八个字正可作为读书的良箴。”两位大家的话使我悚然一惊,我认为自己读书确实存在贪多求快的毛病,必须痛下决心,努力克服。这件事大约过去了十多年,我一直在身体力行,受益良多。本次新书《涵泳经典》出版,书名即由此而来,表明自己的阅读取向。下文略谈个人体会。

    古与今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三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文人写作,学人治学,都必须打通中西,博古通今,从王国维、陈寅恪到鲁迅、郭沫若概莫能外。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这一历史趋势愈益彰显。一大批新时期崭露头角的学者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我是学历史专业的,我读大学的北师大历史系前有陈垣这样的史学大师,后有白寿彝、何兹全等史学大家,耳濡目染,口传心授,从中国通史到世界通史,让我们养成了比较开阔的学术眼光。大学毕业后我到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工作,文史哲经,各个学科的书稿都要接触,不能死守一隅。由于我是历史专业出身,基本以历史学为主,从古代到当代,从外国到中国,从断代到地方志,从中共党史到人物传记,林林总总,应有尽有。虽然不敢说懂多少,总可以不说外行话。

        由于有了历史学的思考习惯,对于人和事,包括书稿,总要放在时间的长河中去衡量,而不是只考虑一时的流行,而思考更久远的流传,于是写出《作品的流行与流传——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文章。再如家谱是中国史学的独创体裁,外国虽有与家谱近似的家族记载,基本是大事记加传记,远远赶不上中国家谱的缜密和完善,像孔府的家谱,从春秋时期直到当今,流传有序,环环相扣,给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而完善的资料。有鉴于此,我责编出版了第一部关于家谱的专著《中国家谱的编纂》(林学勤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版),并撰写了相关的书评,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河朔诗派是清初最早形成的一个诗派,在清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资料零散,少人研究,几近湮灭。我利用数年业余时间,写成《申涵光与河朔诗派》一书,2013年在三联书店出版,还研究了申涵光的老师孙奇逢,引起了学术界对他们的关注。

    中与外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几乎与香港回归同时,我被调到一家文艺出版社担任主要负责人。这对我是个严峻的挑战。管理文艺出版社,很自然要涉及外国文学的选题,为了社里的工作,我开始恶补外国文学,因为我在大学期间系统地自学了中国文学史,新时期以来也一直关注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心里是有底的。于是,我系统地自学了几种外国文学史,对几个大国的文学史、重要文学流派、大作家及其代表作有了基本掌握。

        到文艺社工作的最大好处是眼界的开阔,原来自己主要是以史学的眼光看问题,接触的主要是史学家,扩大一点是社科界,到了文艺社,史学加上了文学,社科界扩大到文艺界,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社会交往的转换和扩展,自己的眼界,写文章的文笔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外国作家对人生的理解,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社会和大自然的描写都使我眼界大开,受益良多。

        作家都受一定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为了弄清楚他们思想的来龙去脉,就要了解哲学史。为此,我比较、阅读了罗素、梯利各自的《西方哲学史》,并持续关注当代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最新动态,责编出版了在国际学术界具有权威性的《牛津西方哲学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并撰写了书评。

        有了哲学的目光,我开始重点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外国作家,并把重点放在德国现代文学,对赫尔曼·黑塞进行了深入研究,连带研究了德国浪漫派,现在我有关黑塞的文章已写了近十篇,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目前正在应约撰写黑塞传,明年可望出版。由于有了西方哲学、外国文学的滋养,我的文章在分析的深入、逻辑的严密、文字的感染力等方面更进一步,也使自己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得到更多的乐趣。

    编与创

        我自1982年夏大学毕业到出版社当编辑,已经有36年的编辑工作经历,等于经历十二属相的三个轮回。三十多年来,从助理编辑到社长、总编辑,有无限丰富的回忆,这里只谈编与创。

        编辑的本职工作是加工修改作者的稿子,就是通常说的为人作嫁衣。可要当一个好编辑很不容易,有所谓“好汉不当,赖汉子当不了”的说法。当好编辑起码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一定的文字功夫,一定的社交能力。图书出版,作者成名、拿稿酬,编辑是没份的,所以还要有奉献精神。我国老一代作家、学者如鲁迅、茅盾、巴金、郑振铎等都有过做编辑的经历。

        要当好编辑,关键是处理好“编与创”的关系。首先是做好本职工作,对于负责的书稿要保证质量和时间,而要保证书稿的质量,必须要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基础。年轻编辑必须尽快做好功课,一方面向老编辑请教,一方面尽快补课。我编社科书时补社科的课,在文艺社补文艺的课,常年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以勤补拙。

        在熟悉本职工作后,开始写书评,先写自己责编的、本社的,逐步扩大到外社、外省,从史学到文学、哲学;又从书评,进一步到人物传记、古籍整理,再到学术专著,从作者到各界著名学者、著名作家、外国友人,登高望远,度人自度,不断提升自己,得到学界大家的首肯,他们开始称我为学者,也有了成就感。

        回顾自己的编辑之路,是与写作之路、治学之路一起走过来的,感谢中国经典,让我立定脚跟,不惧风雨,坚定前行;感谢外国经典,让我扩大视野,拿来域外经典,自度度人,分享给更多的读者,结交了更多的朋友,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让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学有所成的文化人。

        (作者:李世琦,系河北人民出版社调研员、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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