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心灵秘史

    【著书者说】

    最近因民俗调研，笔者旅居海南。日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来电说要送来新年大礼包。打开一看，呵！是油墨香犹存的“诗说中国”系列丛书，厚重雅致的九大本。封面还有推荐此书的叶嘉莹先生签名。一册册看过，按文化类型分别是《诗语年节》《情寄人生》《家国情怀》《铁马冰河》《明月松间》《耕读传家》《人间有味》《行吟天下》和《乐舞翩跹》等。作为该丛书的参与者，我深知以如此庄严静穆的四字格为丛书与各册命名，似乎有意无意地彰显了周秦文化的韵味。而以“诗说中国”开题，本身就意味着要展开亲切温馨的宏大叙事。

    我们知道，每个民族在其文明初萌的时代，都会不自觉地以心之志发言为诗。这个特征一经建构，便自成一种文化原型，不仅对其整体文明有其塑形塑神之效，而且如主旋律一般奏响于它发展的全过程中。古巴比伦《吉尔伽美什》、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古埃及《亡灵书》均不约而同地在口传心授中呈现着各自的英雄传说与英雄话语。同样，自《诗经》以降，汉民族诗歌无论是“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思绪抒发，“一步一回首，汗泪相和流”的劳动吟唱，抑或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追根溯源，也无不体现出汉民族的情感特质与文化心理。或许这就是诗歌境界与文化传统共生的深层原因，因而，这也就是诗说类著述得以萌生的坚实基础。因其他著作还在阅读之中，这里，笔者愿从其所撰述的《诗语年节》一书来谈起。

多向度、多侧面地呈现诗语年节的话题

    依据“诗说中国”丛书的策划与安排，《诗语年节》原拟定于诗说民俗的象限之中。民俗者，囊括人类生活全域也。大到天体宇宙日月星辰，小到四时五谷花叶菌群，倘若展开来写，林林总总，博大深广，洋洋大观，岂是一套两套丛书所能概括的？为避免面面俱到的轻浅着陆，笔者便将其节缩于岁时年节一隅。然而，即便是岁时年节，本身也是天高地厚，甩袖无边。若求全面呈现，那也有着丛书长卷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乎，笔者试图多向度、多侧面地呈现诗语年节这个话题。

    首先，从叙述立场上，放弃了面面俱到的整体扫描与疲劳追踪，唯将叙述的口径开到最小最小而聚焦于一点或一线，这样说能够集中笔力并使整体结构单纯起来。

    如春节由一系列仪式和节点构成，便以不同专题分章渐次呈现。如具有净化仪式的服饰：因为在国人的时间叙述中，春节是新的一年第一个太阳初升的日子，是天地间神秘而圣洁的肇端。此时此刻，万事万物都会奇异地全然复新，回归到理想的原初状态。春节的所有习俗都笼罩在这焕然一新的氛围中。男女老幼穿新衣便是其中重要的习俗与仪式之一。官方有等级品服，或“衣裳鲜洁，黼黻玄黄”（曹植《正会诗》），或“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有佩饰赏赐，模式化的穿戴中仍多世俗感；而民间则自制款式，“小大易新衣”（赵孟《题织耕图》），自得其乐。而官民春节服饰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在这辞旧迎新的关键节点上，每个人都顶天立地，让自己由内而外成为新人！

    如带有馈赠仪式的年画：图画以色彩和线条悠悠诉说着人类的文明史。传统年画在既往的年节里承载着远古和文化记忆。“春从画里归”（李光庭《乡言解颐》）万家欢庆的年节文化空间因门神、灶神等超自然意象而净化、崇高，也因彼此馈赠的世俗年画而优美、丰润……时过境迁，难道我们的集体记忆会出现空白，年画的馈赠仪式真的成为过去式吗？

    如带有净化与祝祷仪式的春联：春联萌生于远古的桃符，那是神秘而崇高的源头。如果说春节是波澜壮阔的画卷，春联就是神圣的命意点题。据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联句记载：“岁曰：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如新，寿禄延长……门神护卫，厉鬼藏埋。书门左右，吾傥康哉。”这里显然描述了一个春联的案头本。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在我国，至迟到唐代就有了春联。而稍晚的孟昶春联之所以为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它直接而完整地呈现了联语文学的立体形象，即文学性与仪式性的融而为一。文学性的联语讲究复调意趣，文辞华赡；而仪式性的联语则倾向于形式，寄语祥瑞。春联年年贴上千门万户，即便一再重复却也岁岁激情不减鲜艳如斯。只有从这个角度切入，才可真正品味出春联的民族特色和悠长滋味。

    如人文空间分界的破五：这是春节一个重要转折的节点。在这天地人神俱在的文化时空中，这一日，千村万户虽有迎财神、送穷神、享美餐之种种活动，但除夕迎来的历代祖先在回归祖茔，诸神此时此刻也要纷纷辞别。这就意味着破五成为由圣归俗的一个节点。在这个文化空间里，活跃着形而上的超自然神灵，也活跃着形而下的餐饮美味。这或许构建成了一种象征：人生应有云朵飘飘的天空，也要有坚实厚重的大地。

    如突出主体性的人日：以中国造人神话为底蕴的正月初七，作为一个文化节点，在不少地方，甚至享有与大年相提并论的尊位。它是人的节日，人类的节日。从宫廷到市井，人日戴胜是普遍的美饰，人日春盘是必备的美味。这种覆盖全面的节日民俗，其实质的外饰内补恰是人获得尊严的重要仪式。而不同地域的人日民俗，或选“皇后”，或拜草堂，或游花地，或踏碛……则成为散落在不同地域的文化记忆碎片。所有这些或许逐渐淡远消隐，或许将成为新民俗的生长点。

    如狂欢仪式的元宵节：如果说大年是太阳的节日，那么元宵节便是月亮的节日，新春降临时第一个圆月的节日。元宵节原是汉代兴起的中外合璧敬神礼佛的节日。因为隋炀帝的铺张扬厉，此节表演娱乐仪式得以张扬，方显出世俗“闹”的特色。“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唐宋以降，灯笼、汤圆、焰火等逐渐成为成熟的欢乐元素，以及更多的故事与诗词渲染着这一节日里官民同乐的祥和氛围。如果说大年闭门守家，重团聚仪式与祭礼仪式，是娱神；那么，元宵节则是走向广场，倾向于群体的狂欢仪式，是娱人……

    如此大步腾挪的散点透视，又有着意点击的特写镜头，消除繁冗与隔膜，预留想象与联想的空白，便将春节由起始仪式而来的从俗入圣的烘托氛围展示出来，再将转折节点而起由圣转俗的场景与心态呈现眼前。

完成诗歌的历史田野采风式解读

    在笔触的深处，《诗语年节》自觉带有民俗传统的知识考古意味，从而使其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田野意义。

    在民俗学意义上，当下的田野调查是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但纵观历史的长河，更悠久更深厚的文献沃野也同样值得挖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传世的地方史志、碑刻文献、口述材料，却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最为熠熠生辉的一部分——诗歌。学者们往往并不以此作为文献依据，而是仅仅作为狭义的文学情感表达。笔者则遵从丛书主编的构想，这里重在以诗说中国，即溯流而上，通过将诗歌的生成、接受、阐释过程置于整个社会文化意义空间当中，完成诗歌的历史田野采风式解读，进行民俗研究领域的历史回溯与横向开拓。

    在这里，确也有独到的发现与收获。如沿着诗句“相传冬至大如年”（徐士鋐《吴中竹枝词》）摸索前去，证据纷披，渐渐定性定位了，冬至如年是“沿袭姬家建子春”（蔡云《吴歙》），因为冬至在周代本身就是年节。我们知道，二十四节气从周代便已固定，《淮南子》所记载的就以冬至为起始顺序。考诸民俗，时至今日，关中乃至北方农民谈及节气习惯上仍以距冬至多少日为据。可见叙述的坐标系仍以冬至为原点为基准，明显属于冬至年节的历史遗痕。

    再如人们一再叙述的清明歌谣中，何以竟有“清明不戴柳，来世变黄狗”的诅咒与强制意味？笔者经过更多的文史资料考释，便有了新的结论：因隋炀帝曾赐柳姓杨，使柳树升格到了国家与家乡的象征符号。而隋炀帝的负面形象使得后世有意无意间回避并挪移了折柳相赠的源起时间。而社会群体的迅速认同，使得尊柳唱柳的诗词文赋在隋唐之际大量涌现，灞柳赠别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中著名的人文景观。

    再如腊八餐餐仪。时下更多的叙述只道腊八粥，仿佛腊八餐仪仅仅是佛陀的演义，是从寺院出来熬粥施舍粥的仪式而已。岂不知林林总总的中华文献告诉我们，从先秦乃至更久远时代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腊八餐仪本身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开放结构：“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货如山。率土同欢，和气来臻”（裴秀《大腊》），助佛成就的粥糜进入只是增添了新的仪式而已……

    这些从未意识到的原型，都是文献与民俗多重证据考释之后的新发现。也就是说，在诗歌的导引下，我们摸索到了曾被误读甚或遮蔽的节日仪式中的原生态形式与意蕴，从而获得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自信与从容。

诗歌是感悟人的心灵秘史

    从审美心理学层面看，《诗语年节》意在更多地揭示某种历史书写无法传达的社会心理的“真”——诗歌瞬间捕捉与暗示似乎比许多史料更能让读者感悟人的心灵秘史，了解社会风尚与人的处境。

    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句“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守岁》），何以淡而无味？因为诗歌的生命原本是对人生缺憾的巨大补偿。而身为天子的吟诗者，其喜怒哀乐好恶欲，在日常境界中无不得到极大的放纵般地满足，内心深处早就没有这方面的新鲜感与强烈需求了，而真正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求仙欲望却又不能展示于字里行间。“文章憎命达”，这也许就是创作的铁门坎，是千古一帝难以写出千古一诗的内在障碍；再如曾写出清词丽句的杜审言，之所以会写出“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观赏寄春前”（《守岁侍宴应制》）这样失魂落魄柔若无骨的守岁诗，是因为他的近臣身份，且是在伴君如伴虎的专制环境与氛围之下；至于清代夏仁虎诗歌《腊八》：“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之所以被评为断了脊梁骨的奴才诗，就在于活脱脱呈现了奉旨熬粥后瞬间的得意忘形，而笔者特别郑重其事地解读它，则从另一层面看到了它再现了朝廷腊八粥的系统规模与仪式……

    由此我们知道，中国诗歌当中的诗史传统，在引发读者充分了解诗歌意趣、掌握语言文字的细微之处后，曲径通幽，让读者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按照后现代史学和人类学的观点，“历史是小说，小说才是真历史。”此论不虚，我们在诗歌的咏叹调中，如此真切地触摸到了特定时期的习俗与社会情境，特定人物的心理脉动，甚至是平素不易察觉的心灵秘史。在这里，我们感觉到，它们既是历时性的瞬间表达，又是共时性的时空对话。

    恰如丛书总序所说：“‘诗说中国’不是说诗，而是用诗来说中国。”作为有机构成之一，《诗语年节》与系列中的其他著作一样，自然从不同向度不同层面来言说中国。它旨在还原诗歌当是衍生出的广阔民俗意义世界，而并非局限于狭义文学价值取向当中。诵读诗歌、理解诗歌，不仅在于领悟出那一刻的情深，那一瞬的世界，更在于能浸润其中而出乎其外，体会古人，也认同自我，在日常与历史的交织中游刃有余。人在诗歌中追根溯源而完成文化原型的建构，诗歌在千古传播中对后人塑形塑神而完成生命气韵的积淀、文化血脉而流淌至今。或许这才是诗歌亟须拓展的最富有魅力的意义空间吧!

    （作者：张志春，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诗语年节》的作者）

    （本文图片均选自“诗说中国”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