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乡村改造

    就英国而言，工业化进程对乡村的影响不能完全以“挑战—应战”或“冲击—回应”模式解释，因为以乡村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第一阶段首先是从乡村起步的，工业化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共生与互动关系，因此英国乡村自一开始走的便是一条具有代表性的内发变迁类型。不过，随着工业化第二阶段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实现，农业的持续衰落，英国乡村开始了新的调整与改造，探索出了新的发展之路。

    从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英国乡村地区普遍出现了家庭工业，经历了乡村工业化，即原工业化，是一种早于或先于工业革命阶段的工业形态。英国乡村由此出现第一次转型。

    英国乡村工业化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城市要素向乡村转移，同时借助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丰富的原料来源、有利的自然动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当时英国各地都有乡村工业，包括毛纺织、棉麻纺织、服装、酿酒、粮食加工、皮革加工制作、玻璃、造纸、建材、制陶、冶炼、金属制造、采煤、制盐等。

    乡村工业化进程首先促进了乡村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在乡村工业地区，“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开展，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1520年乡村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6%，到1600年约占70%，1700年占55%，1750年占46%。

    乡村工业同时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在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兴起了一批介于村庄和城市之间的工业集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到18世纪初，这样的乡村集市和小城镇在英格兰有700个左右。与大城市不同，小城镇的发展自一开始就与乡村工业的发展保持着协调一致的关系，承担着向外输出本地农业、工业产品，同时为本地乡村提供多种服务功能。就整个英格兰而言，乡村小城镇的地理布局颇为合理，农民到小城镇赶集的平均距离只有7英里，可在一天内轻松往返。

    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英国乡村呈现出新的面貌。乡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更趋专业化和商品化，工业及与其协调发展的小城镇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都为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是英国工业化第二阶段，即工业革命阶段。英国在该阶段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之相伴的是传统乡村的不断缩减与衰落。

    工业化的深入，直接推动英国在19世纪中叶实现了城市化。18世纪早期英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25%，1801年占33%，而到1851年时已占总人口的50.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到1881年，英国城市人口是乡村人口的两倍。

    工业化的深入也使农业开始了由盛而衰的漫长过程。截止到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一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750年耕种面积950万英亩，1815年达到1200万英亩，1850年总耕地面积达到最高峰的1350万英亩。劳动生产率保持增长。1750年时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2.19人，1800年为2.5人，到1860年为6人。1851年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从事农业的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超过20%，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超过20%。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农业走向难以遏制的衰退阶段。1875—1884年、1891—1899年间，爆发了两次农业大萧条，加快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城镇的转移。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以后，农业发展失去了保护屏障，来自国外的粮食与食品竞争的后果开始显现。在伦敦，4磅面包的价格从1867年农业歉收时的10便士降到1901年时的5便士。到19世纪末，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还不足10%，而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则下降至6.7%。很多人认为，农村人口将会继续大量减少，农业有崩溃的危险。

    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逆转的趋势，英国乡村此时面临着再次调整与改造的问题。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重点发展畜牧业。基于自然条件，英国农业自古以来就有农牧混合经营的特点，加之农业劳动力严重下降的现实，发展畜牧业开始成为重点。此时，在全部农业用地中，永久性草地和临时性草地超过了农业用地的一半，为53%。事实上，农业结构的调整在工业革命发生前后就已经开始了。从18世纪50年代起，粮食种植业产出的市场价格份额占比一路下降：18世纪50年代占57.8%，19世纪初占48.5%，19世纪60年代占40%。畜牧业产出的市场价格份额占比相应攀升：18世纪50年代占42.2%，19世纪初占51.5%，19世纪60年代占60%。

    二是发展兼具提高农业商品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替代农业。替代农业即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传统农业以外的种植农业，包括为日常生活所需的水果、蔬菜，为园艺服务的园艺农业，为工业生产的原料等。1906年，埃德温·普拉特在其《农业的转型》一书中评论说，家庭农场主明显转向“替代农业”，制定了新的耕种目标，奶牛业、园艺业、家禽业开始稳步发展。

    三是近代郊区的出现。从19世纪下半叶起，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并向郊区迁移。“郊区是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观所创造的完美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以富有商人、店主和专业人士群体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有人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私人住宅应当远离闹市街道的喧嚣嘈杂和脏乱忙碌。这部分人能够负担得起每天乘车往返于城市工作地与郊区居住地之间的费用，是最有意愿选择居住在郊区的人。受此影响，郊区这种在世界大多数城市占特殊地位的地理结构形成了。

    四是开展乡村保护运动。正是在乡村逐渐走向“消失”之时，人们开始思考乡村的存在意义，“乡土”这个古老的文学体裁成为19世纪人们最热衷表现的对象之一。19世纪英国首次有人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建议。“全国托管协会”（1895）、“自然保护区保护协会”（1912）、“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1926）等组织先后成立。在乡村保护运动中，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贡献卓著。该组织承认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强调乡村的传统风景应予保护，城市的无限制扩张必须得到遏制，它促成了很多涉及乡村保护法令的颁布。193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城乡规划法》，首次提出要遏制城市向乡村扩张，确保乡村农业和林业用地不受发展规划影响，同时对乡村地区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进行保护。

    在今天，英国乡村被赋予了太多的期望与价值。它不仅为人们保留了历史的记忆，使人们徜徉于历史的长河中回味民族与国家的过去，承载着国民教育与历史教育的功能，而且在精神上使人们有了一种归属感，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创造的活力。对于每个公民来说，乡村是寻找自身根源的直接土壤；对于国家而言，乡村是保持自身民族特性的重要载体。当然，利用乡村历史资源与自然景观，发展旅游业也是发展方向之一。所以，英国乡村的改造与发展并非表现在如何恢复农业人口增长，如何再现乡村历史上的辉煌，而是表现为既能享受城市一样的现代生活和文明成果，又能享受自然美景，表现在对乡村地区历史资源与自然景观的保护及其开发利用方面。如今英国乡村就业人员中，农业占6%，制造业占25%，旅游业占9%，零售业占7%。

    随着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向乡村的延伸，乡村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英国乡村独有的生活风味也显示出吸引力。20世纪晚期以来，英国出现了城市人口向乡村迁移的新现象。1991—2002年期间，英国每年有6万人净迁移到乡村或以农业为主的地区。

    （作者：孙立田，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