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面孔

    我要写中国人的脸，源于看到苏联画家画的简单平板的中国人的脸和一个时期里中国画家自己画的千人一面的脸，苏联画家可能是太生疏，而中国画家甚至认为它是一种艺术上的升华，却明显的有一种距离感，不太像，不经看，缺乏亲切感，缺少血肉感，缺少个性。

    我曾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那里时不时处理一些旧画册，我看到一批批人物造型，正在被湮没。

    中国人的脸被真正表现出来丰富起来活了起来，那些真诚的执着的中国画家功不可没。

    从最熟悉的人开始，画家画画家，吴作人画《齐白石》，画家悄悄转换了视角，从本真的人开始，以那件虾青色长袍让整个画面显得厚重沉稳，细节上突出表现他的眼神、嘴神、手神，一时传为美谈。画家艾中信的评说是一篇最佳导读，右手指捏笔的姿态（手神）和隐藏在银髭下作吮笔状的嘴神，实不下于凝神而思的传神阿堵。

    大概过了二三十年，两幅画家的肖像画对我产生巨大的冲击，我从心里喊出来，这是中国人的脸。一幅是王子武的《齐白石》，一幅是杨之光的《石鲁》。有一种说法，二十世纪中国画的主要成就，山水画居首位，花鸟画次之，人物画排在最后。其实，二十世纪国画人物创作有着最多的突破。我觉得，王子武的《齐白石》是西画技法和中国墨最成功的结合。双目炯炯有神，看着这张脸，可以感觉到血液在流动。《八十八神仙图》人物的脸部造型是概念化的，突破是艺术的灵魂，没有永远的权威，《齐白石》是一幅旷古杰作。一个睿智的老人，一个艺术大师，一个慈祥老人。杨之光的《石鲁》有种笑傲人生不平的气概，把一个历史时期浓缩在这样一张有血有肉的脸上，受伤的心还在流血，他无力对抗却敢于藐视种种苦难。看到这样的脸，你感觉到他们是活着的，可以触摸的，这是值得你尊重的生命。外国人看了，对中国人也得刮目相看。

    《齐白石》帽子和大袍那两块衬托雪白须眉的凝重的浓墨，《石鲁》乱发的一笔狂草，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墨的奇迹。

    于是，罗中立的《父亲》适得其时地出现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十几年前在《惊心阅读》中写了这样的话：“中国美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再一次站在罗中立《父亲》的前边。皱纹，泥污，汗水。深藏在里边的一双善良的小眼睛。老人斑，苦命痣，扇风耳，只剩一个牙。手指头，缠着的纱布，洇出的血痕，夹在纱布里的一个谷粒。一只锔过的蓝花瓷碗，半碗茶水。《父亲》依旧，我们却老了二十岁。”我们赞美长满老茧的双手，《父亲》让我们读到它的痛，读醒变成死肉的麻木。我接着写：“《父亲》不是一时的牢骚一时的愤懑，《父亲》是长期积郁后的一声呐喊。呐喊的是画家罗中立，而《父亲》无言，他只是带着一股韧劲，一种承受力与忍耐力。勤劳，使劳作和受苦，成了一种本能。《父亲》不是一种简单的控诉，不是一种直白的揭露，他同时是一个民族不灭的精神的凝聚。”

    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命美感，中国人也懂得爱。我的同乡诗人蔡其矫在极左年代就喊出：青春万岁。爱情万岁。少女万岁。极左年代，直接赞美生命美是不行的。于是，那个曾经把“革命”两个字绣在胸口衣服上的春兰，给了画家想象的空间。读者甚至不允许作家写她变坏，《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只好尊重读者。黄胄1960年的《春兰》在那样的年代悄悄露面。那眼神，那挂在嘴角的一丝微笑。也许因她的前史，带着速写特色的流畅笔墨线条的黑衣美女，让人爱不释手。画家心有灵犀，于是有了很多《春兰》，《春兰》从插图而成了独立的肖像人物。我们后来就有了一些让人过目不忘的中国人的脸。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王祈东的红衣《新娘》系列。女人一生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当新娘子的日子。

    我喜欢读画，尤其喜欢在一张有内涵的中国人的脸前边驻足品味。

    （作者：许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