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遗痕】
我沿着东京饭田桥神田川步行。冬季的神田川平缓流淌,如果不是堤岸边不时驶过的火车,整个区域十分宁静。神田川流经东京都,主流总长24.6公里,曾经作为水上交通的大动脉而支撑着物流。它河水清澈,河堤上种植了樱花,一到花季繁花似锦。我在一个无花的冬季来到这里,自然不是为赏花,而是为了寻找先父叶以群年轻时的足迹。那时父亲只有18岁,只身来到日本留学,考取的学校就是神田川岸边的东京法政大学经济系。
法政大学(Hosei University)是日本最早的私立法律学校,1920年改称法政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立教大学、东京大学等大学齐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位名人,周恩来,沈钧儒、宋教仁、陈天华、杨度,还有汪精卫、周作人等都曾在这里学习过。记得读到过父亲的自述:“赴日留学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向往日本左翼文艺的蓬勃,日本对苏联文艺理论和作品翻译较多。在东京进了法政大学经济系,但更多的时间是用在翻译日本左翼和苏联的文艺理论和作品上。”他在杭州从商的父亲一直不放心这个不安分的小儿子,不断地催促他早日成婚。可是父亲说不让他去留学,他宁愿死。想不到晚年那么沉稳内敛的父亲,年轻时也有过狂飙刚烈。
1930年夏天,19岁的父亲由日本回国度假,恰逢“左联”在上海成立,于是在上海认识了丁玲、茅盾、冯雪峰等进步作家,与他们商定了建立“左联”东京支部的计划,并由父亲回东京负责筹建。在东京,他和一些留日同学成立了“左联”东京支部(分盟),后来加入的还有谢冰莹、胡风、聂绀弩等十多人。通过日本进步同学的介绍,父亲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会”和“中国问题座谈会”,与秋田雨雀、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日本作家、诗人、戏剧工作者有过接触。在活动中,父亲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文艺界的现状和斗争情况。这时,他以“华蒂”的笔名翻译了高尔基的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一些文艺书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因在东京参加组织大规模的留日学生爱国反日运动,在日本警察的追踪监视中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回到上海后由楼适夷介绍,参加了“左联”。
此次在东京,日本华文笔会前会长华纯女士为我安排了一次令我十分难忘的聚会,即与郭沫若的外孙女藤田莉那教授和田汉的侄女田伟的会面。会面就在法政大学附近神田川河畔的一家餐厅里。
田伟任“东方文化艺术团”团长、田汉文化交流会理事长,她带来了自己的著作《田汉、聂耳 中国国歌八十年》,我则以记录了文坛前辈故事的散文集《地老天荒》相赠。我曾读到一则新闻,前不久东京的松山芭蕾舞团演出了舞剧《白毛女》,团长森下洋子女士已经69岁了,但依然活跃在芭蕾舞台上,她生动地演出了“喜儿”一角。就在他们的排练厅里,举行了与中国友人的欢聚,田伟带领大家齐声高唱了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可以想见,那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松山芭蕾舞团一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管中日国家间的关系如何起伏,中日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却没有改变。
与我同龄的藤田莉那是郭沫若的夫人安娜的外孙女,生于中国天津。她幼小时曾随母亲下放,1980年留学日本,研究日本文学,为文学博士,现任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我们都成长于中国大地,有着相似的经历,我理解她年轻时的坎坷。她告诉我,她最新的研究著作《诗人郭沫若与日本》于去年9月出版,主要探讨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十年和流亡十年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及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从医学、恋爱到新诗创作,从政治避难到甲骨文与古代史研究,多方面探讨他的文学与学术研究、对日本文化及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吸收。
我们交流了相互间近20年的人生经历。我特别告诉两位一些关于父亲以群和两位前辈在革命年代的紧密联系。1932年父亲以群才21岁,3月经冯雪峰、楼适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是在上海南京街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秘密举行的,同时入党的有丁玲、田汉、刘风斯三人,瞿秋白代表中央组织部讲了话。以群与郭沫若的相识也是在上海,二人在文艺界的活动中经常见面。1947年11月,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周恩来亲自委托以群护送郭沫若、茅盾撤离上海去香港。在香港生活期间,以群更是经常去拜访郭先生。当时,我的母亲住在郭先生的楼下,父亲就是在那时认识了我的母亲,从而有了一段良缘。一直到建国前夕,父亲配合潘汉年将郭沫若、茅盾等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送上前往解放区的船,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说起这些历史,曾经素不相识的我们彼此的心一下子靠得越来越近。藤田莉那拿出她带来的日本学者小谷一郎所著的《1930年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文学·艺术活动史》,告诉我,其中有二十多处写以群在日本留学期间,筹备组织东京左联支部等一系列文学活动。我翻阅着那本日文书,并不能读懂日文,却可以从字里行间依稀辨认出叶以群、田汉和郭沫若的名字。
明治维新后,在前辈们的眼中,日本是传播西方文化和先进思想的地方。在那里不仅可以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能接触到西方和俄罗斯先进的人文思想。父亲早年翻译的一系列俄国文艺理论著作,都是通过日文版转译而来。而他年轻时声名鹊起,也就是开始于他文艺理论方面的翻译,那些译作成为当时文学青年启蒙的读物。田汉更早去日本留学,而以群留学时,郭沫若和茅盾也都在日本避难。郭沫若因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茅盾也是1928年到日本的。1931年侵华战争爆发之后,许多留学生都回国投身于爱国反帝的社会活动中。以群曾在一篇短文《一点印象》中记录了东京9月18日当天的情形:10点左右忽然响起警铃,到处都是“号外号外”的叫喊声。报纸的大标题写着日军已占领北大营,主力进军奉天市等等。消息引发了中国留学生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大家在东京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军警密集监视,有的学生被捕。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大家纷纷回国参加抗战。
晚上,华纯会长邀请曾在上海交大教学多年的日裔教授深雪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深雪教授了解了我父辈的故事,特地推荐了一家位于江户时代特色小巷中的日式饭店,餐后又导引我们踏着夜色中的石板小巷漫步。天有些冷,我却愈发感受到了日本传统街道和民居的韵味,这正是父辈们曾经身处的环境。木制的门楣,数盏灯笼和门帘之后是洁净的和室,走进去可以闻见灯芯草的味道。赤脚走在以灯芯草做成的叠席上,有如徜徉在大自然中。我们喝着清酒,品尝着精美的日式餐饮。环顾街头,一家连着一家的木制建筑、石板的路面,在暗黄灯光的辉映下,散发着江户时代的气息。郭沫若、田汉和叶以群也许来过这个区域,他们脚步匆匆地踏过这里,而后走进了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
(作者:叶周,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