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游江山

    【经典回望】

    北京的长安街好似一串闪烁着艺术之光的宝石项链：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的巨幅壁毯《祖国大地》、纪念堂檐下浮雕《花环》，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壁画《长江万里图》、序厅《千里江山图》、山东厅《泰山揽胜》、香港厅《荷塘香远》，太庙的国家千年庆典礼器《中华和钟》,北京饭店的大型壁画《长江万里图》……这些彰显国之辉煌的艺术巨制都与一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袁运甫。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袁运甫的艺术生涯跨越了60多个春秋，他在不同时期涉猎不同的艺术门类，承上启下，融会贯通。袁运甫以众多的公共艺术作品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精神。2017年12月13日，袁运甫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日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袁运甫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绘画雕塑作品展”，以此表达对这位艺术大家的追思和敬意。

    从袁运甫晚年的公共艺术成就回溯，便是他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在大江南北的写生，那些鲜活的写生作品为他后来的大型壁画等创作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每次袁运甫的展览，我都会先去看这部分写生作品，感受画中温暖的阳光、泥土的潮湿和花草的芬芳，感受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命状态和精神追求。

    1933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的袁运甫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美术家，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考进杭州国立艺专，1953年随着杭州艺专的实用美术系并入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了北京。毕业不久，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袁运甫作为学院年轻的教师，得到张仃、张光宇、雷圭元、庞薰琹等前辈的提携。1964年，吴冠中调进中央工艺美院，做色彩基础教学，与袁运甫一同去全国各地写生。吴冠中晚年曾说：“写生本身是一种战斗，我和袁运甫是在长期写生战斗中培养起来的战斗友谊，我们仿佛是走过了艺术长征的老战友。”

    袁运甫吸纳前辈的长处，在长期的写生锤炼中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注重对写生对象进行概括和归纳、强调形的结构和张力、追求色域的平面化处理，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袁运甫的写生作品多为大场景、大视角，这种对空间和物像的把握于写生者而言是难度较大的挑战。例如《北京春节厂甸庙会》《出海前》等作品，都是从高处往下俯视所作的写生，这样的构图能更好地展现在场的人群活动和环境氛围。为了找到合适的角度，袁运甫经常登上民居屋顶，甚至在屋脊上作画。在写生上海闵行焦化厂时，为了表现工厂作业的气氛，他甚至登上了近百米高的水塔顶作画，待下午收工时腿已麻木不能动弹。

    袁运甫的写生题材多样，注重表现场域中人物的运动状态，例如婚嫁、赶集、秋收、出海、归航等，凡能入画的都尽收笔底。除了造型的生动流畅，色调的处理方式也是其写生作品的魅力所在。袁运甫的大部分写生作品画面都呈暖色，正面光，但他并没有一味地追求光影的对比，相反有意减弱阴影部分的明暗关系，利用冷暖的补色关系去铺陈画面，且注重暗部的细节处理，让画面的金黄色调更为和谐稳定。袁运甫说这样的写生绝不是对景写生，而是借题发挥，借景生情，通过视角移动、对象选择和色调强化来重新组织画面，所以写生就是创作。

    美术大家在写生中都非常注重用笔，“骨法用笔”是一幅好作品的基本评判标准之一。例如董希文在写生中就坚持用笔的书写性，称下笔就得对历史负责，而吴冠中的写生则对树枝的勾勒有独到的见解。从袁运甫的《无锡梅园》《荣城渔村》等写生作品来看，线条的分割运用倾注了他的许多心血和巧思。为了画工厂、高楼等建筑中具有分割画面作用的大直线，袁运甫特地准备了电焊条作为界尺，让线的分割更有力度。写生之前，他会仔细挑选用笔，如何使用圆头笔、平头笔及板刷，如何以不同的材质构建画面，他都会进行细致的实验和准备，以求打通技法的隔阂，彰显画面的现代性。

    写生就是深入生活，寻找审美对象，表现时代的生命本质和精神追求。袁运甫执教一生，桃李天下，他那些充满阳光的写生作品，仍在照亮诸多后学的艺术之路。

    (作者：包林，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