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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6日 星期二

    浙师大契约文书博物馆:

    在民间文书中感受活生生的传统文化

    作者:本报记者 杜羽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6日 09版)

        浙师大契约文书博物馆内景

        金华市档案馆藏汤溪县鱼鳞图册

        清乾隆年间诉讼文书《惊天雷》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2013年初,著名敦煌学家张涌泉应邀赴金华市档案馆参观,一套名为汤溪县鱼鳞图册的档案让他既惊又喜。

        这400余册图册,编制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汤溪县境内一块块分属不同业主的田土,都被墨笔勾勒出轮廓,如鱼鳞一样遍布其间,每块土地都详细登记了面积大小、四至疆界、业主姓名等信息。这就是宋代以后史书便有记载的古代地籍档案——鱼鳞图册。1958年,汤溪县并入当时的金华县,这批档案也转入金华,多年来少人问津。

        张涌泉判断,像这样系统完整保存至今的鱼鳞图册极为罕见。此次参观之后,汤溪县鱼鳞图册的整理、研究随即启动。与此同时,张涌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铁球也带领他们的团队对散落民间的各类历史文书档案进行着系统搜集整理。日前在浙江师范大学成立的契约文书博物馆,馆内收藏的近十万件契约文书,正是来自他们多年的搜求。一个个账本,一张张诉状,一件件土地契约,一本本鱼鳞图册,无不诉说着百年前乃至数百年前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鱼鳞图册:记录每一寸土地

        几年来,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李义敏多次到金华市汤溪镇寺平村展开田野调查,这里就是汤溪县鱼鳞图册中记录的“寺平庄”。

        据鱼鳞图册记载,寺平庄第一号田土位于金泉圳,业主为戴宗碧。在当地老人的指引下,李义敏顺利找到了金泉圳的旧址,其他祠堂、寺庙、山川河流等也均与鱼鳞图册的描述大致吻合。不仅如此,李义敏还搜集到了一部民国时编写的《兰源溪东戴氏宗谱》,将鱼鳞图册所载的业主落到了实处。

        通过研读戴氏宗谱,李义敏意外地发现:鱼鳞图册中登记的业主戴宗碧,生于明洪武年间,卒于明景泰年间,是寺平村戴氏的始祖。为何在清代晚期编制的鱼鳞图册中,还有属于他的田土?李义敏分析,这块地属于戴氏家族的祖业,几百年间都是戴氏家族的共有财产,鱼鳞图册将“金泉圳”的业主登记为戴宗碧,就是为了体现这块土地的性质。

        “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由于以往没有发现以县为单位的完整鱼鳞图册,学者只能利用残缺不全的鱼鳞图册进行研究,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令人难以信服。”李义敏介绍,除了汤溪县鱼鳞图册,同属金华的兰溪县也存有700多册鱼鳞图册,此外,契约文书博物馆还收藏了近百册零散的鱼鳞图册,这些鱼鳞图册将为相关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资料。

        “至少从宋代以后,历代都造有大批鱼鳞图册,往往一个州县就有成千上万册,但绝大部分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曾对海内外鱼鳞图册存藏情况进行过广泛调查,“学者不仅可以借助鱼鳞图册进行制度史研究,而且可以根据其记载的各种土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内涵,而这必须以大量的且保存完整的鱼鳞图册为前提。多年以来,学界一直在期待这样资料的发现。大量的且保存完整的浙江鱼鳞图册的面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栾成显认为,鱼鳞图册对土地精细的丈量,对业主产权的确立,对土地权属的变更记录,产生于西方相关制度形成之前,这种土地管理制度与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一样,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重要体现。

        现在,李义敏正利用“寺平庄”鱼鳞图册进行专题研究,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分析探讨其编制过程,希望能以此推进前人的相关研究。

        写本文献:重新审视社会历史

        鱼鳞图册只是张涌泉“写本文献学”版图中的一角。

        在这位以研究敦煌写本而闻名海内外的学者看来,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与敦煌写本时间相承、内容互补,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是一块亟待开采的宝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与古村落、古民居相生相伴的民间文献面临湮散的危险。

        2013年,张涌泉拿出个人科研经费在浙江南部购得各类契约文书1万余件,其中明代契约文书就有70余件。此后,在浙师大的支持下,民间文书的收藏规模逐年提升。如今,在浙师大契约文书博物馆近十万件文书中,最早的一件文书书写于元代延祐六年(1319),最晚的则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域涉及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云南等省,买卖、借贷、分家、立嗣等各种民间生活实态都有所体现。

        打开一卷定名为《惊天雷》的诉讼文书,呈状、供词、县衙的批文、衙役的禀文以及相关的契约、地形勘绘等相关文献皆在其中。仔细梳理文书,不难还原这场发生于清代乾隆年间、前后长达五年的土地纠纷。

        “在这些民间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行为,而不是抽象的制度。了解这些民间文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而且可以让历史与现实非常密切地结合起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希望,学界能够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的民间文献,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历史。

        “民间文书体现了民众内心世界的种种渴求。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这些原生性的民间文书,观察民众如何相互交涉、竞争以及怎么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就能感受到民众的智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认为,只有真正地了解民众、体贴民众,才能从民众的角度思考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圣华介绍,为了保护、利用这些民间文书,浙师大一方面正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杀虫、装裱、修复、数字化等工作,一方面已着手影印出版《浙江鱼鳞图册汇编》《浙江契约文书汇编》等图书,并将建设“浙江鱼鳞图册数据库”“浙江契约文书数据库”等数字资源,使之可以为学术界所共享。

        (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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