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子书精神初探

    王符与王充、仲长统并称“后汉三贤”或“东汉三杰”，韩愈曾作《后汉三贤赞》，称赞其人，钦慕有加。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说“《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将其与董仲舒相提并论。这些评价，王符都当之无愧。

    作为东汉最重要的子书，《潜夫论》在思想主张与精神品格上直追先秦诸子，继承了先秦子书的著述理想，体现出强烈的子书精神。这里所谓的“子书精神”，主要是就其著述当中的使命意识、理想追求、现实关注、社会批判、民生关怀等而言。一句话，诸子著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匡正时弊、解除民瘼、扶倾救乱、力挽衰世，就是要“救世”。而这恰恰都是王符在写作《潜夫论》时所萦绕于怀而无法忘记的。

    《潜夫论》的根本主张与基本命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重学务本是《潜夫论》的立论之基。全书以《赞学》为第一篇，继承先秦诸子“劝学”的传统，以学为先、勉人向学。王符以学为“智明所成，德义所建”（《叙录》），认为“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赞学》）。他说：“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同上）其勉励为学的意图非常明显。可以说，重学的思想始终贯穿全书，从而成为全书的纲领。《赞学》之后，紧跟着便是《务本》。王符主张崇本抑末、守本离末，强调富民正学，以之为治国之本。举凡贡士、举贤、考绩、班禄、论荣、交际、劝将、治边等等，都要务本抑末，“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他还提出，“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这已超越了道德品格的限制而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了。

    第二，重德尚贤是《潜夫论》的根本主张。王符是东汉儒家思想的标志性人物，他注重德治、强调举贤，尊崇德行道义，主张选贤任能。在王符看来，“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论荣》），因而他提出“德化”的主张，以之为国家治理中最基本、也最理想的方式。王符坚持“国以贤兴”，主张“任人唯贤”，一再强调尚贤、任贤、举贤、知贤；反对“任人唯亲”，猛烈抨击“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用人方式。

    第三，重法明刑是王符论政的鲜明标志。王符作为东汉时期儒家的标志性人物，在服膺德治思想的同时，能够正视商、韩之说，融合儒法，重法明刑，这是超越时代的进步之论。王符认为，法令是君主统治天下最重要的手段，君主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否则就会危及国家。他面对汉末的衰世，深刻认识到，德治不能离开法制，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必须要“兼秉威德”“明罚勅法”，德法并举；严刑峻法，“以诛止杀，以刑御残”。王符论法，多将其与赏罚结合起来，主张信赏必罚、厚赏重罚：“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三式》）这也是他在衰乱之世的无奈之法。

    第四，重民救边是王符论政的基本立场。他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扬。他说，“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救边》），“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因此，君主只有重民、爱民、利民、养民，关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这也是《潜夫论》中最具思想光芒和人文关怀的主张。在如何处理边患的问题上，朝廷有各种杂乱的声音，包括“弃边”这样的浅薄之论。王符激烈抨击地方长官软弱无能、节节败退、欺瞒朝廷、残害百姓的罪恶，坚决主张“救边”“实边”，“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边议》）；而“弃边”只能带来“唇亡齿寒，体伤心痛”的结果。如此集中地讨论“救边”问题，这在汉代子书中是独一无二的。

    《潜夫论》中最为人所关注的，在于其中贯穿始终的批判精神。王符是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开端性人物，对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的抨击是广泛的、尖锐的。他历数当时经济、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指出，此“皆衰世之务”。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救治衰乱之世、改变疲败之风。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弊乱之政、浇薄之风、贪枉之吏。

    东汉由盛而衰，首先是政治上的。和帝以后，朝廷自身内乱不断，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两者之间也是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不断加深了东汉王朝的政治危机，政事统治上矛盾四起、一片狼藉。王符对于当时政事的诸多弊病都予以无情揭露。大凡举贡荐贤、考绩论功、法令制度、治讼赎赦以及边防军事等，皆在其中，几乎囊括东汉政令举措的各个方面。矛头所指，上至公卿贵戚，下至官吏士卒，皆在其中。其所指摘，多以“今则不然”或“今”领起，着重用力，在广泛而深刻的批判中勾勒出东汉季世的政治乱象。

    东汉王朝的败落是全方位的，不仅反映在政治举措、官僚制度上，也表现在社会风气、民间习俗上。当时的社会风俗，也是一番破败、萎靡之象，世风败坏、道德沦丧。王符对此浇薄之俗也同样予以猛烈抨击。他指出，富豪之家多是寡廉鲜耻、为富不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由此带来社会风气的势利虚伪。

    王符尤其愤恨那些侵扰下民、祸害百姓的暗主骄臣、腐败官吏，一再批判他们“肆心恣意，私近忘远，崇聚群小，重赋殚民，以奉无功，动为奸诈，讬之经义，迷罔百姓，欺诬天地”（《忠贵》），“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考绩》）。他特别关注西羌反叛中官守的投降主义与退却行为：在羌敌面前，边地将帅官吏怯劣软弱，不敢讨击；反过来又借口防治边患而盘剥民众，为发国难财而饿杀百姓，其惨状“其为酷痛，甚于逢虏”。真可谓字字血泪！

    王符并不仅仅是一位冷峻犀利的批判者，他对生长于斯的故国故土更是充满深厚情感，因而在批判的背后，还有浓郁的家国情怀。这集中体现在两个主题上，其一是“贤难”之叹，其二是“衰世”之叹。

    《潜夫论》自始至终都体现出王符思贤、用贤的思想，也贯穿着“贤难”之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反复提及“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的斗争，谓：“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潜叹》）这与《韩非子·孤愤》所说的“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何其相似乃尔！其情感精神，一脉相承。思贤、用贤乃至嗟贤、伤贤也成为《潜夫论》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主题。

    王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没落衰败的季世。对此，王符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潜夫论》反复说“衰世”“末世”“季世”，“衰世”之感始终在王符心头挥之不去。他的所有政论，都是针对这一现实而生发的。无论是改良政事、举贤贡士，还是加强法制、整肃吏治；无论是崇尚道化、矫正世风，还是救治边患、解除民瘼，都是建立在挽救衰世这个基本前提下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为何会一再做如此深刻、犀利的批判。

    最后回到《潜夫论》的视角问题上。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王符的成就不仅在于他对社会现实的冷峻批判，更在于他对弊政乱俗的深度剖析及提出的解决对策。他力图通过自己的主张，化解东汉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为衰乱之世分析病情、诊断病因并且开出良方。因此，《潜夫论》的视角，类似于一种医者的视角，用医者的眼光看待他所处的时代。《潜夫论》一书也多以医为喻，仿佛作者是一个医术老到、忧患愤激的医者。将《潜夫论》与《荀子》《韩非子》对读，就可以发现各自观察视角的差异。如果说，《荀子》是绵密老成、博学持重、“最为老师”的“师者之文”，《韩非子》是犀利峭拔、鞭辟入里而又“惨礉少恩”的“吏者之文”，那么《潜夫论》无疑就是冷峻深刻、洞悉弊病而又心怀仁爱的“医者之文”，王符也就是那个直面东汉季世顽症痼疾的冷峻的“医者”。

    （作者：马世年，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