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新子学”

    “新子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理念，自2012年提出后就引发了热烈讨论。近五年来，“新子学”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2017年10月至11月间，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王俊彦主任的积极推动下，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连同数所高校的14位学者，在台北展开了一系列“新子学”学术对话活动，包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淡江大学中文系举办的“2017两岸‘新子学’论坛”、“新子学”团队与港台“新儒家”名家及台湾“中研院”经学研究名家的座谈，以及台湾“新庄子学”研究团队与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在上海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新子学’座谈会”。参与此次系列学术活动的两岸及海外学者共70余位，分别来自30多所高校，堪称名家荟萃，这是“新子学”提出之后最大的一次学术对话活动。在此次两岸“新子学”系列学术活动中，与会学者就“新子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建设性讨论，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也保持了相当的理论张力。

一

    “新子学”认为，诸子学代表了中国思想文化原创时期的智慧，更具有经典性和生命力，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研讨中，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淡江大学中文系曾昭旭教授认为，要在道统观念下定位诸子学：“儒家的道统是内在的仁的血脉，经学就是人性普遍常道，也就是人性之善。要即事言理去呈现这个普遍常道，就是史。子部就是哲学，重在凸显人生经验中的理。集部就是文学，重在彰显生活经验中的感情。无论是即理以明道，即情以明道，还是即事以明道，都是呈现人性普遍常道的方式。由此可以点出子学的定位：它是即事明道中更需体现事中之理的、更偏向于哲学的方式。‘新子学’要有更严谨的概念思维，更准确的概念定位，更系统的理论性，这是‘新子学’何以为‘新’的定性所在。”

    台湾“中研院”林庆彰研究员认为，传统文化中经学有其权威性，和战国时期的“圣人集团”紧密相关，所论都是可垂教训的道理。他认为：“《汉书·艺文志》里，经学和儒家是分开的，经学是六艺类，儒家是诸子类。可见在先秦，儒家和经学不大一样。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要解决经学上的问题，就要回归元典。”同时，林庆彰先生也肯定了诸子学的意义，他认为：“传统经学、子学之间的隔阂可以打破，就是不要刻意去立异。经学、子学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混乱的反映。假如把它们当作先秦时代的材料来看的话，虽然相互有出入，但是都奠基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论语》《孟子》今天也可以看作是子书。”对于林先生“回归元典”的说法，元智大学黄智明先生补充说：“经和子的关系，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状况，不必区分出谁高谁下，要回到经典上去理解。回归元典，不是回归经的神圣性，而是回到经典流传前的面貌。”这种观点和“新子学”有相近之处。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在讨论中都认为，传统经学历史悠久，地位关键，影响深远，子学也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方勇教授认为，把诸子学界定为儒学、经学之下的学问，恰恰是旧观念，有必要对此作深刻反省。他说：“有儒学学者提出儒学独尊，诸子学在此理念下发展，‘新子学’要破除的就是这种观念，要反对儒学独尊，还诸子学以本来面貌，要重视传统文化中复合多元的结构。”

二

    “新子学”认为，在先秦时代存在着“子学现象”，在此之上有必要整合提炼出“子学精神”。对于如何综论诸子学精神，杨祖汉教授认为：“儒家的道统被视为人生日常生活中的常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都是我们该义务做的。儒学讲究常道、道统，‘新子学’似乎就不能再将道统当作指导原则，其指导原则要定在道家的思想上。道家所谓的道是以‘无’作为普遍的原则，‘无’便是去掉，剩下一个自然而然、空荡荡的、顺应变化的生命。我认为这种普遍意义的道可以作为‘新子学’超越的指导原则。”淡江大学王邦雄教授认为，要把握诸子百家的整一性。他说：“今天我们讲‘新子学’，是一家一家地讲还是采用其他办法？我认为可以按照《庄子·天下》篇的意思，让诸子百家回到原来的神明圣王整体是一、道术整全的大传统中去，这样才能各得其所，走向文化的整合，创造美好的未来。”针对杨、王两位先生的看法，台湾“中山大学”赖锡三教授对“新子学”抱有更大的同情。他借助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描述一种文化主体内部就是众声喧哗的多元复调的观念。他认为：“《庄子·天下》篇是在肯定还是在否定思想多元？庄子的背后没有怒者，没有单一的概念，对语言、自我有一种批判性的反省。‘新子学’可以承认这种多元复调、众生喧哗的范式，因而齐物观念可以成为‘新子学’的一个范式。”

三

    “新子学”作为一个学术理念，首先意味着要探索一个新的诸子学研究范式。王俊彦先生认为，台湾近几十年来的学术一直偏向于西方的阐释学，现在正在整体性地回归中国传统，而大陆“新子学”提出的重建诸子学传统的主张，正好给大家提供非常重要的新视野，有助于丰富台湾学界的研究。在此次研讨中，中国传媒大学刁生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耀博士，对“新子学”研究做了回顾总结，讨论了有关“新子学”学术范式的若干思路。他们指出：“传统思想研究关键是要回到原点，当代也正提供着回归中国思想原点的极佳契机。身处现代语境中的当代研究者，不妨学习和继承先秦时期的原创精神与恣纵气势，汲取元典智慧，融会当代理念，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新范式，以应对时代挑战。”韩国圆光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姜声调副教授介绍了朝鲜半岛前三国时代的诸子学。针对“新子学”的学术范式，台湾大学林明照教授认为，“新子学”在子学研究中的“新”，包括新的材料（如出土材料、新整理文献）、新的方法（如庄学研究中分析方法、跨文化方法）等等，这些都意味着子学研究的新方向。林先生也讨论了“新子学”与跨文化研究的问题，认为无论是港台“新儒家”还是“新子学”，面对东西方文化都有一种二分的预设，这种二分似乎会影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对话，“新子学”作为对传统学术范式的革新，这些固有观念也是值得它去反思的。台湾“中研院”方万全研究员提到庄子研究中一个‘机会主义’的方法，即无论是概念的取得还是理论的使用，只要适合所要研究的对象，无论古今中外，都可以拿来运用。由此进行延伸，方万全先生认为，子学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哲学性，子学进行多元发展，这完全正确，但哲学绝对是子学优异性所在。对于上面提到的“新子学”研究中的路向问题，赖锡三教授则提出两行的主张：“‘新子学’内部有很强的张力，一方面在回归历史脉络，找回整体的原初语境；另一方面，我们回到两千年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在叩问古典的时候，还是应以回应时代的处境为出发点。这就有两种张力，到底是以回归历史为优先，还是以面对当下的处境为优先，要让这两者相互转化。”在谈到“新子学”的研究对象时，淡江大学殷善培教授从子学与四部的关系角度入手，谈到“新子学”的研究对象、诸子与方技之别、经子之争等问题。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教授则认为，“新子学”不能满足于某一学科，不能满足于就诸子学论诸子学，跨界会通才是“新子学”的创新之途。浙江科技学院张嵎教授认为，杂家是诸子学发展的必然，“新杂家”是“新子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以上诸位学者对“新子学”研究范式的看法，方勇教授认为，首先，“新子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构，要注意一种整体语境，要从根源处思考，仍旧以“哲学”方式去研究诸子学，可能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没有办法进行开拓。其次，在有关诸子学发展与现代学制建构的关系上，关键是不回避学科限制，在跨学科研究中找到出路，要注意研究的原理化和社会科学化。

四

    在“新子学”如何面对西方学术这一点上，既存在研究方法问题，也存在文化立场问题。这其中的关键是借助发掘诸子学传统，重构有关中国性的基本理解。关于此点，上海财经大学陈成吒先生认为，“新子学”作为全新的也是极为重要的观念维度，对于当代国学观念的建构非常关键。韩国江陵原州大学金白铉教授认为，“新子学”不仅是中国的哲学，也是世界性的天下哲学，可以用来开辟二十一世纪的道路。台湾“中研院”何乏笔（Fabian Heubel）研究员强调要面对跨文化语境的挑战。所谓“跨文化”就是能通古今中西之变，看到这四种文化元素在演变中的复杂交织，而这种情况和现代性结合，就涉及了所谓的“混杂现代化”，尤其是在中国等非欧美国家表现得更为典型。德国汉学家维托夫（Viatcheslav Vetrov）认为，“新子学”作为一种中国文化认同的主张，同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影响的当代学者立场并不相同，而是有其独特的观点，“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视野中讨论自身的文化特质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非常吊诡的是，许多研究一方面非常依赖萨义德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严厉批判萨义德的理论。‘新子学’可以被视作‘汉学主义’的新选项”。针对以上不同看法，“新子学”认为，“新子学”对文化传统有一个多元性的判断，同时也不放弃对“中国性”的坚持。故而，“新子学”对内部文化资源来讲是一个解放，而对外部文化资源，则意味着某种坚守。总之，“新子学”对于西方学术的态度是一种谨慎的开放态度，而根本上则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建构。

五

    对于传统学术与当代社会的关系问题，与会的学者们有很多讨论。东北师范大学张洪兴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所谓“劣根性”，“新子学”研究坚持以中国逻辑思考中国问题，以人为本，经世致用。在讨论中，港台“新儒家”学者强调以学术的方式面对社会，但并不直接介入社会，其所坚持的学术研究则以儒家思想化解现代人生问题为主线。而“新子学”主张，先秦诸子思想的关键不在“生命的学问”上，而在中国早期文明建构中的基本理路上，“新子学”的当代探索也在这里。有学者提出“港台‘新儒家’缺乏公共领域思考”的问题，并认为“新子学”的关键是发掘诸子学中的治理思想，同时思考其在当代公共领域的价值。曾昭旭教授认为，不能撇开内圣来讲外王，儒家的仁学并不是思考公共领域问题的障碍，反而是开出和接纳公共领域问题的源头。王邦雄教授反对“港台‘新儒家’缺乏公共领域思考”的看法。他认为，要对港台“新儒家”作同情的理解，港台“新儒家”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守护传统文化之根，努力在学术思想上应对西方挑战，并没有放弃对公共领域的责任。他以自己为例，说明数十年来在民间讲学的努力，是儒学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王先生自己的诸子学研究，着力于由中国学术思考“新外王说”，他认为：“传统思想的外王从孔孟、老庄到申韩，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不必依附西方来讲。要讲中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路。”对于学术与当代社会的关系，赖锡三教授则不同意混淆二者，他认为“新子学”是要回到诸子时代的范式，重新解读中国文化保持其创造活力。“新子学”认为，传统思想在文化上的功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有必要提出对公共领域的新主张，这意味着要对诸子学的学术性质有一个新判断。思考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重新理解中国文明体的基本构架形态。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文明体，比如希腊、希伯来、印度等等，不同的文明体对文明早期构架的思路是不同的。要解决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要找到多元文明中的位置，放在诸子时代的语境下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因而，对于传统学术的当代使命，“新子学”持一种积极的开放态度。

六

    在此次系列学术对话中，两岸学者体现出的开通和善意，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对当代文化建设的热忱。学者们都认识到，传统文化研究既不能封闭自守，也不能以今释古，而要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作一种会通，为建构中国文化认同提供助力。王邦雄先生说：“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不是文化沙漠，让西方文化如入无人之境，我们不能接受。大陆已经崛起了，我们期待大陆在世界上担当更重要的角色。”林庆彰先生也谈到要肯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他认为：“中国经典是世界特有的。外国没有的我们都应该没有，这个观念造成很多混淆，使我们不能够客观地思考问题。”学者们都认为，“新子学”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方勇教授在研讨中指出：“先秦诸子所属的春秋战国是天崩地裂的时代，而自晚清以来，我们在政治文化等各领域所经历的动荡与革新实则更甚于斯。纵观数千年来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发展，譬犹不同大陆板块之间经由独立漂移转而互相碰撞冲击，原先的矛盾只发生于板块内部，新的矛盾则会从板块内部扩张至板块之间，由单一之个体超越至彼此之关联。百年以来，中西文化之碰撞交流亦复如是。初始，西方文化及观念伴随着乱世之战强势进入中国，异质文明在引起震撼的同时，也给国人带来了无所适从的茫然。时至今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我们已有能力也应该重新思考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了。‘新子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试图努力寻求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祈愿各家各派抛弃前嫌与门户之见，一同投入到这场超越学术本身的伟大事业中来，为推进新一轮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事业共同努力！”

    （作者：刘思禾，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