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签名本和藏书-光明日报-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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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2日 星期五

    闲话签名本和藏书

    作者:李景端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2日 15版)

        赠送自己著作的签名本,这本来是朋友之间体现友谊、交流感情之举。翻开书页,不仅能读到精彩的文章,友人的字迹也映入眼帘,所谓见字如面,暖意涌上心头,颇有情味。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许多签名本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有一种情况是,出版社和书店为了宣传造势的需要,常搞作者签售活动,有些签名本便被赋予了广告推销的作用,签名者也失去了对签名本去向的知情。这种情况只是签下了作者姓名,流向哪里倒也无所谓,但如果是指名赠送,还加上带有情感的祝词,像这样的个性化签名本,更容易陷入尴尬的境地。

        曾见过一则报道,一位作家在自己的新作上写下“请某先生不吝指正”,送给一位朋友。几年后他在一家废品收购站竟偶然看到这本书。他连忙买了回来,又原封不动再寄送这位朋友。其用心是遗憾还是不悦,以及第二次收到赠书的朋友作何感受,均无从得知,但我猜,双方心里都不是好滋味。

        将签名本直接投入废品站自然有不妥之处,然而如何处理不对胃口或是质量不高的签名本,确实是当下许多人的困扰。如今文化生活极大丰富,图书浩如烟海,读者阅读的每一本书都是根据个人爱好甄选的结果,收到一本无法引发阅读兴趣的签名本,除了随手翻翻之外,如何处置令人苦恼,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图书出版空前繁盛的背后也有着隐忧,出版门槛的降低迎来了出书热潮,不管文字质量优劣,几乎人人可以出书。于是,有些书的主要功能仅限于作者自娱自乐——除了摆在案头自我欣赏外,签名赠书是最重要的去向,赠亲人、友人,甚至素不相识之人,这样的签名本自然成了受赠人的负担。

        我还亲历过一件和签名本有关的事。一位知名翻译家生前藏有许多中外文图书,其中不乏中外名家的签名或赠言。他去世后,有人居然在旧书店和废品站里看到不少他的珍贵藏本。我听说后甚感惊讶,连忙询问他的亲属,原来是他家保姆在空巢老先生去世后不知如何处理藏书,于是贱卖了。由签名本的流失,也引发了我对文人晚年如何处理众多藏书的思考。

        藏书,大概是文人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它伴随着主人的一生,是主人知识财富的积累。专业人士,尤其是各行业名家的藏书,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人人都会老,一旦告别人世,其藏书任凭生前再珍惜,也无法带走,于是就产生藏书何处去的现实问题。传给子女,当然最简单,但许多子女从事的工作与父母专业相差太远,对于他们来说用处不大,又没处存放。我的一些翻译家朋友的后人,就因为自己不懂外文而向我咨询,如何处理父亲的众多外文书。

        有人觉得这问题好办,晚年把藏书捐给图书馆或中小学岂不省事。现实并不这么简单。若非名人,捐书给大图书馆人家未必愿意要。捐给家乡的中小学,大多要求你自己登记造册,自付运费。即使有些学校顺利接收了,藏书也常因太专业、太冷僻、太深奥而受冷落,没能实现藏书的价值。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出现藏书和签名本流向市场乃至废品收购站,也就不足为怪了。

        也许我是多此一虑,不过,从有利传承文化,更好发挥图书资源的有效作用来看,我希望老人的藏书尽量做到送得到位,收得有用,规范捐赠,物尽其用。比如可否设想,建立一个捐赠藏书的公益性网站,为捐赠者和受赠者提供中介服务,探寻更系统有效的捐赠机制。有些重复的藏书,也可以对口销售,收入用来支付赠书的包装和运输费用。许多书还可选择赠送给农家书屋。这虽是小事一桩,但若能实现,显然是有利无弊。

        (作者: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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