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王国光的拓荒之作

    【读书者说】

    改革是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从春秋战国到清朝灭亡，最著名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万历新政。纵览以往的史学研究成果，研究张居正及其万历新政的著述不可胜数，但对张居正骨干盟友、曾任户吏两部尚书、万历新政主要操盘手之一王国光的研究鲜有所闻，更没有专著问世。刘伯伦所著《王国光评传》不仅填补了这个空白，贡献了一部研究王国光的拓荒之作，对史学研究也有值得借鉴的学术价值。

    “忧国忧时、关爱苍生”的学术立场。苏州府吴江县是王国光出仕的第一站，他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励精图治，使该县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特别是体恤民众疾苦，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收入和具体情况确定税役量度，坚决果断地革除以往长期施行、习以为常的“火耗”惯例，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在此后的河南仪封知县任上，王国光又平反冤狱、为民解困，不畏权势、抑制豪强，追回被王府霸占的民田120多顷，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仅任职一年就经朝觐考察以“循吏第一”升任六品京官。该书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说传主“首知吴江县事，就展示了一个治世能臣的熠熠风采”；在仪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高风亮节”。书中对传主的这些赞誉，潜含着作者“忧国忧时、关爱苍生”的学术立场，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导向性价值。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态度。注重搜集相关史料，对史料作严谨辨析以推导出结论，立足于既有史料对王国光的卓越政绩和宦海沉浮进行述评，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王国光与张居正籍分南北，举不同科，王靠政绩由知县到京官步步升迁，张从翰林院起家位达内阁首辅，在嘉靖和隆庆年间并没有同僚结交的时空。为什么王能成为张推行万历新政的骨干盟友呢？该书根据《张太岳集》所收张致王的两封信函作出判断，认为两人的深厚交谊产生于万历新政头四年，是王在户部尚书任上与张志同道合的精彩合作，赢得了张的高度信任。他们推心置腹、风雨同舟的盟友情谊，建立于志同道合、矢志改革的共同基础之上，这是“公谊”而非“私交”。不过，张首辅也有注重私交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他在去世前把自己的一批“铁哥们”作为国家“大用之才”密奏推荐给了万历皇上，王国光却被排除在外。根据这个史料，该书认为王国光只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重要统战对象”，进入不了其“嫡系铁杆”的小圈子。这个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的结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的学术态度。

    还原历史、条分缕析的学术方法。研究和评述历史人物，必须将其还原到他所生活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中。基于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该书对传主在复杂纷繁、阻力重重的条件下厉行改革举措，特别是在某种两难处境下进行政治抉择的条分缕析，作出了思维清晰、令人信服的阐述和诠释。比如，张居正在厉行改革期间犯了两个有违儒家道统的失误，一是对上疏反对其“夺情”的官员惩处过于严酷；二是为禁止儒生扰乱人心、影响改革进程，在全国大面积地禁毁书院。王国光虽然在“夺情”风波发生时辞职居家，不在朝中，但他出任吏部尚书后秉承张居正旨意，过于严厉地惩处了反对“夺情”的官员。至于禁毁书院，他更是具体的执行者，负有连带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史》对王的评价是：“国光有才智。初掌邦时，多有建白。及是受制执政，声名毁于初。”王国光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书中对王当时的现实处境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首先，“夺情”风波起于万历五年，禁毁书院实施于万历七年，在此推行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主帅张首辅的确不宜离职“丁忧”，儒生设坛非议改革确有抑制之必要，传主按照张居正旨意惩处反对“夺情”者、禁毁书院，均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次，张首辅重用传主，让其担任吏部尚书，就是为了让其执行他的改革举措，无论是基于推进改革大业的共同初衷，还是基于知恩图报的儒学教诲，传主都不可能拒绝执行张首辅的指令；再次，权势如日中天、向来固执己见的张首辅，连自己亲家的劝解都听不进去，传主即使劝解也无济于事，故而不得不忍辱负重地按照他的意志去贯彻执行。他在写给好友的诗中，就倾诉了自己当时内心的纠结和自责：“镜藻失前步，忧来漫支颐。走马叩明达，枯肠不可滋。去去虚贤席，恋国意踟蹰。”另外，该书还原传主历史真实的一个独创性方法，是“以诗观人、以诗识人”，从传主《率意稿》的244首诗中，观察到了一个在人生旅途和宦海沉浮中有志向、有能力、有作为亦有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对其作了“有抱负但无野心，有才智但不张扬，重交谊但不谋私，有惆怅但不悲伤，身多病但能长寿”的逐条评析，客观公正，多维立体，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王国光。

    （作者：吴敏，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