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一长啸 妙绝两无伦

    作为北宋理学奠基者的二程兄弟，其学术经弟子相互授受，辗转南传，其中的翘楚当数湖湘张栻与福建朱熹。张栻所受师传为“二程—谢良佐—胡安国—胡宏”一脉，朱熹所受则为“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一脉。

    二人虽同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但因师承、学养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对理学中理、气、心、性等重要概念、范畴的理解与阐发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朱熹曾简略地提及他早年从学于李侗的经历：“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这也就意味着他并没有从他的老师李侗那里真正地理解《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未发之旨”，也就是学界后来所说的“未发”。在他的老师李侗逝世之后，朱熹进入了独立思考时期。据现代学者钱穆先生考证，正是在这段思考的时期，他结识了张栻。隆兴元年（1163），两人第一次见面。翌年，两人又在豫章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朱熹对张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极力称赞张栻，称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既有非常敏锐的先天智慧，又不失后天的好学涵养。此外，这次会面之后，张栻向朱熹介绍了他的老师胡宏的思想。之后，朱熹在对胡宏《知言》的阅读过程中自有所得，并就《中庸》的“未发”之旨，与张栻通过多次书信往来进行了讨论。应当说，在这一时期中，朱子与张栻的讨论，促成了他在丙戌年（乾道二年）的“中和旧说”之悟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丙戌之悟”。此后，二人又有著名的“中和旧说四书”，就《中庸》的“中和”问题也就是“已发、未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正是在双方这一德性相互契合、学问有待商量的背景下，促成了第二年两人的再一次相会。

    本来，朱熹在乾道二年（1166）就有拜访张栻的打算，但因天气炎热而作罢。到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偕弟子范崇伯、林择之从福建崇安启程，不远千里往潭州（今长沙）造访张栻，于九月初八抵达长沙。

    朱熹、张栻这次相会不同于以往。此前，二人的相会只是简单的交流，双方尤其是朱熹尚缺乏独立的学术主张，也就难以形成真正的讨论和对话。但这一次，二人经过此前的多次交流，在一些基本的学术问题上已经有了共同的关注和兴趣，这就为进行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创造了条件。可以说，这次相会从初始酝酿到最终实现，朱、张二人都充满期待。正是在这种趣味相投且又有较高兴致的前提下，两人就此前双方通过书信往来所关心的共同问题展开了讨论。

    有关这次会讲的议题，虽然在两人的文集中并没有专门的记载，但在他们及各自弟子的回忆中却保存了一些片段和细节。朱子的弟子范崇伯忆及会讲内容时曾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这反映了二人讨论《中庸》“已发、未发”之义的热烈情形。朱子后来在回忆湖南之行时说道：“旧在湖南理会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践履。上是知之，下是终之。却不思今只理会个知，未审何年月方理会终之也，是时觉得无安居处，常恁地忙。又理会动静，以为理是静，吾身上出来便是动。”

    会讲结束之后，张栻融合了会讲的内容作了一首《诗送元晦尊兄》，以此为朱熹送别。其诗曰：

君侯起南服，豪气盖九州。

顷登文石陛，忠言动宸旒。

坐令声利场，缩颈仍包羞。

却来卧衡门，无愧知日休。

尽收湖海气，仰希洙泗游。

不远关山阻，为我再月留。

遗经得紬绎，心事两绸缪。

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

惟兹断金友，出处宁殊谋。

南山对床语，匪为林壑幽。

白云政在望，归袂风飕飀。

朝来出别语，已抱离索忧。

妙质贵强矫，精微更穷搜。

毫厘有弗察，体用岂周流。

驱车万里道，中途可停辀。

勉哉共无斁，邈矣追前修。

    为了表达对张栻的谢意，朱子也作了一首诗，作为回敬。其诗曰：

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

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

辞家仲秋旦，税驾九月初。

问此为何时，严冬岁云徂。

劳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

南山高不极，雪深路漫漫。

泥行复几程，今夕宿槠州，

明当分背去，惆怅不得留。

诵君赠我诗，三叹增绸缪。

厚意不敢忘，为君商声讴。

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

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

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

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

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

旷然远莫御，惕若初不烦。

云何学力微，未胜物欲昏。

涓涓始欲达，已被横流吞。

岂知一寸胶，救此千丈浑，

勉哉共无覈，此语期相敦。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除表达了双方相互之间的敬慕之意，诗中还透露出二人在此次会讲中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可以说，这次会讲对朱张二人的学术思想体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栻接受了朱熹的某些观点，对胡宏的学术有了新的认识和修正，从而使湖湘学派的发展方向出现了调整；朱熹的心性思想受湖湘学派影响很大，他与湖湘学者的讨论，对他的“中和旧说”转变为“中和新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转变，在朱熹思想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宋明理学史上，朱熹是“集大成”式的人物，这一地位的确立当然不能离开在相互质疑论辩、相互切磋商讨过程中对湖湘学术的吸取、回应以及对自身思想学术的审视、反思与超越。在返回至福建之后，朱子有感于在岳麓书院与张栻辩论学问的岁月，又写了一首著名的《怀岳麓》，其诗曰：

风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

年华供转徙，眼界得清新。

试问西山雨，何如湘水春。

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

    从广义上来说，此次会讲除对朱张二人具有深刻的影响之外，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也具有非凡的意义。“朱张会讲”开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自由交流对话、相互质疑论辩的先河，远近四方士人的参与，更使会讲活动成为学术交流传播的最好平台。据史书记载，会讲期间，四方士人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出现了“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此后，会讲的形式被宋代理学家广泛采用，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1175）、朱熹和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会讲（1181），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之所以如此巨大，无不得益于“朱张会讲”所开创的这种形式。“会讲”不同于“讨论”，“讨论”只是学者之间对基本学术、理论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会讲”除具备这种功能之外，还能引领整个社会的风尚，起到“一道德，同风尚”的教化作用。可以说，会讲促进了形而上的哲理观念化、制度化与世俗化的进程。朱张所开创的这种会讲的形式，成为不同学派交流对话、求同存异的典范，对于南宋学术的繁荣、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到明代，“会讲”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讲会”形式，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传播推动很大。很多学者立书院、联讲会，参加人数动辄上千，促进了学术的平民化。自宋代以后，尤其是明代，出现了明显的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与会讲、讲会形式的盛行有着很大关系。

    此次会讲还使得岳麓书院声名大振。此后，湖南各地及周边省份都有大批士子前来岳麓，求学问道、研经穷理，甚至有的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谈道：“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可以说，“朱张会讲”提升了岳麓书院的学术地位，扩大了湖湘学派影响，自此之后，岳麓书院成为声闻遐迩的理学传习基地。不仅如此，承载“朱张会讲”的岳麓书院在近代几乎成了一种文化符号的象征。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冯友兰先生曾于岳麓书院留下了“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沅生芷草，澧育兰花”的佳句，表达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国运艰难、命途多舛的历史机遇中对文化的一种担当。又如享誉国际的汉学家饶宗颐先生曾以“斯文在兹”赠送给岳麓书院，寄托他对岳麓书院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望与期待。

    此外，“朱张会讲”所探讨的内容既涉及理学体系建构中的大本大源问题，也涉及儒家道德践履功夫问题，这对湖湘文化兼重理论和实践，以及知行并重的特质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宋代以后，湖湘士人非常重视对朱张思想遗产的继承，将朱、张视为湖湘道统中的关键人物，一并祭祀于书院与学宫。朱张之学成为湖湘学术的核心内容，对湖湘的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众多湖湘士人自觉地认同朱张传统，弘扬朱张之学，遵循朱张遗教，接续朱张之绪，将湖湘文化的发展推向高峰。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岳麓书院时留下一副对联，“一水长流水不涸，两贤互磋道终同”，表达他对“朱张会讲”的价值认同以及对以“湖湘文化”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追求。

    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多元格局下的国与国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世界，如何在这一格局中和谐地共存，将进一步考验人类的智慧。抚今追昔，“朱张会讲”的盛况虽已一去不复返，但其本身所彰显出来的文明对话、文明交流、文化多元、文化并存的模式、主张及理念却与我们这个时代息息相关，而且也将为在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保持中华文化应有的地位，促使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贡献一己的作用提供历史的借鉴。

    （作者：肖永明，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