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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6日 星期六

    《少年维特之烦恼》:

    文艺创作点燃思想火炬

    作者:阎岩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6日 02版)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资料图片

        【总书记的足迹·光明书屋】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刊发的《习近平的文学情缘》一文,披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脱稿讲述的15个故事。谈及德国文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说:“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岁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看的《浮士德》。”

        歌德(1749年8月28日—1832年3月22日)生活在欧洲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巨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先进思潮汹涌澎湃,革命力量势如破竹,破旧革新势在必行。面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歌德拿起手中的笔,给封建专制制度以“狂飙突进”式的抨击。从他的成长轨迹和创作历程来看,歌德的文学价值取向和理性表达为时代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出口。他不仅以“作家”的身份摇旗呐喊,而且还扛起了理性的思想大旗,为时代贡献自己的智慧,成为当时著名的思想家。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狂飙突进运动”文学的代表作品,初一问世,便名声大振。这部书信体中篇小说如一股清新汹涌的狂流,直逼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让人们从中看到了青春、激情、爱情、力量,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从题材选取来看,反映的是“大时代”“大背景”;从创作技巧来看,从“大”中攫取“小”,把“小”植入“大”,实现了“以小见大”。小说中维特或者歌德的烦恼,不是一个人的烦恼,而是所有人的烦恼,是那个时代的烦恼。解决这样一个社会“通病”,也不是“维特”或“歌德”的责任,需要无数个“维特”“歌德”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少年维特之烦恼》之所以赢得这种空前的社会共鸣,是因为一方面其反映了社会制度对人们长久以来的压抑和束缚;另一方面,作者和作品恰逢其时地回应了时代的呼声,文学思想性的普遍价值和社会意义得以实现。这是歌德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思想的成功实践。

        控诉和批判现实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让格格不入的理想在司空见惯中闪亮新的火花,歌德构建的“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正在于此。维特与绿蒂的爱情故事被放置在腐败、丑恶的种种现象之中,顿显“美好”,虽然苦涩酸楚,但不乏浪漫动人。绿蒂是美好的化身,维特是美的追求者,在丑中逐美、恶中寻善的艰辛过程里,在备受丑恶势力摧残打击下,人文主义、理想主义、浪漫色彩弥漫到作品的字里行间。

        故事的最后,歌德让维特的青春朝气、美好梦想终结在了少年时代。看似残忍的笔法,实则是在无奈控诉时代丑恶的同时,作出“以死相抗”的奋力宣告。如果用自杀能唤醒一个时代,唤醒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一个个如维特一样的人,让维特的未竟理想能在其他活着的人身上实现,“死”又有何惜?可以看出,歌德赋予了维特和爱情太高尚的“意义”。他曾说,这世界要是没有爱情,它在我们心中还会有什么意义。“但愿我能够享受到为你去死,为你牺牲的幸福。”当维特留下这句遗言时,“爱”和“死”的意义得到了升华。

        文学创作点燃思想火炬,思想之光照耀心灵世界。20世纪20年代初,《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经翻译进入中国,就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为“五四”运动之后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文学滋养。他们在小说中找到了相同之处,甚至把“维特”作为自己的偶像,让投身反封建的意识和行动更加坚决。今天,这部小说依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这正是经典的魅力、文艺创作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任何优秀文艺作品的影响力,都不会受到时空的局限,自然也会给进入新时代的我国文艺创作带来思考和启迪。

        (作者:阎岩,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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