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沈阳抗日救亡“九君子”

    编者按：“九君子”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初期战斗在辽沈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也是较早站在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斗争前线的青年才俊。“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有成效地以国际法规则和人类和平理念面向国际社会揭露和抵制日本侵略，在中国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本版今天刊登整版相关文章，回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参与下，“九君子”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推动国际社会仲裁“九一八”事变的爱国壮举，展现其放眼天下的国际视野和舍生忘死的民族大义。

    中国共产党是十四年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不仅表现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时间就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率先擎起抗战旗帜，也表现在迅速派遣大批党团干部深入东北义勇军，并组建抗日游击队，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发起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而且，中国共产党还是抗战爆发后民间抗日外交活动的有力推动者。沈阳“九君子”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推动国际社会仲裁“九一八”事变的爱国壮举，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参与下进行的。

“九君子”的进步思想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

    成立于1912年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不但设施一流，而且理念进步，是沈阳地区青年学者和名流政要的会聚之地。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为沈阳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党组织建立准备了思想和组织基础的“星期三会”于1921年在青年会内成立。“九君子”中的巩天民、张韵泠、刘仲宜等积极参加“星期三会”活动，漫谈新思潮、新文化，学习和研究《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向导》《中国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1924年，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即入党的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受党中央派遣，以美术家身份到沈阳开展创建党组织的工作，他在青年会干事闫宝航的帮助下，与“星期三会”建立联系，并择其骨干组建“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巩天民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十”学生运动是沈阳地区党组织诞生的前奏，走在“六十”学运最前线的就是“九君子”成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任国桢、吴晓天分别受中共北方区委和党中央派遣到沈阳领导反帝爱国运动，他们通过基督教青年会文书苏子元联系各大中学校进步团体召开“奉天学联筹备会”，时为医专优秀学生的毕天民被推选为总代表。白希清在《沈阳早期的地下党》中回忆：“毕天民是代表中的领导人”。学生运动开始后，巩天民也在任国桢授意下组织商民抵制日货、配合学生运动。

    “六十”运动结束后，任国桢组建“暑期大学”，校址设在基督教青年会，他和吴晓天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巩天民、毕天民、张韵泠都在“暑期大学”接受培训。期间，五位进步青年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巩天民是其中之一，其他四位是郭尊三、高子升、吴竹村、李郁阶。小河沿医专走出的五位医学君子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处于共产党员的“环绕”之中。1926年7月，中共奉天党支部发展到22人，“小河沿医专党小组就有八九人之多”。小组长是吴执中，另有高启福、白希清都是这里成长起来的早期党员，他们与几位医学君子声气相求、关系亲密。刘仲明回忆与吴执中54年的友谊，称他“谦谦君子，霭霭吉人”“友谊素笃，义气云天”。

“九君子”是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地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党组织屡遭破坏，但“九君子”坚持反帝爱国，可谓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地区进步活动的一个缩影。巩天民以银行经营者、商会领导者和青年会董事身份为掩护，负责中共沈阳银行系统党组织活动，党小组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巩天民的世成庆贷庄召开。1926年，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由哈尔滨到沈阳传达任务，开会地点就设在巩天民的经理办公室。

    “九一八”事变后，刘仲明征询巩天民去留意见，俩人商议后决定誓守家园。他们认为，如此“可以掩护由关内来东北的抗日人士，又可就力之所及，支援东北义勇军医药等项，鼓舞东北同胞回复国土的决心和信心”。巩天民亲自护送进步学生张希尧和宋黎离开沈阳，嘱其把日本进犯之事通过《大公报》传播出去，还表示自己肯定不会离开沈阳，秘密联络点就设在世成庆贷庄。

    东北沦陷后，“九君子”每次聚会都“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以示待机报国之诚”。夫人们则在青年会的门房组织唱诗班，实为放哨。1932年夏，巩天民带着沈阳各界重托到北平面见张学良，呼吁东北健儿打回老家。其间，他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袖闫宝航处了解“义勇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使一心“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希望得到新的指示”的巩天民大受鼓舞。回沈后即组建100多人参加的“卫生会”，从每人工薪中提出10%作为“公共储蓄”。据巩夫人回忆：有一次，地下党有位女同志在大连下船后被日军逮捕，押在沈阳，巩天民就是用“卫生会”的钱把她“买”了出来。这一时期，“九君子”与义勇军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小河沿医专、体育学院、南塔、鹿鸣春饭店等地都是他们的秘密接头地点。东北军王以哲将军的女婿王岳石（共产党员）1932年时就是义勇军的联络员，负责与巩天民接头，转交钱款和药品清单等，再由刘仲宜、刘仲明分头筹备药品。

    “九君子”与共产党之间还有其他联系通道。巩天民手记中就有“1932年去北平见徐仲航，送‘反帝大同盟’”等字样。徐仲航是中共隐蔽战线的老同志，“反帝大同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中共党组织与党员积极参加和支持“九君子”国联外交

    继中共满洲省委发表1931年9月19日宣言后，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系列决议。辽宁各界民众深受鼓舞，抗日斗争持续展开。据日方资料记载：从1931年9月19日至11月15日，有136起民众抗日事件，一天最多达14起。“九君子”国联外交就是在中共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加和支持下的重要抗日救亡事件。

    TRUTH中有些重要证据的获得就来自共产党员的努力。时任奉天第三国高教员的地下党员陶翙鸣按照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积极参加由爱国人士奉天医专副校长刘仲明等人领导的搜集日本侵略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谎言的活动”。巩天民更是亲自夜入商会找出伪政府发给奉天商会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得“赏金”千元的感谢函，把它连夜赶晒成蓝图。另有关东军司令部办事手册，是中共党员郭尊三从专管“建国”事宜的关东军司令部第三科想方设法弄到手的。教育界也积极配合，中共党员薛兰石就是“九君子”与女师校长的接头人。

    小河沿医专因为有英国势力保护，便于开展隐蔽活动，TRUTH的最后汇总和编辑都在这里完成。几位医学君子全力以赴，白天如常工作，夜间加班汇编TRUTH。他们也亲自取证，伪财政厅门前的布告非常重要，毕天民为取此证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国联调查团到沈后，刘仲明还会同崔义田、王玉仙等知名人士“去沈阳烟草公司面会国联调查团要员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批驳日本侵略者所捏造的中国人愿意和日本合作的谎言和阴谋”。这几位志士，后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入狱。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我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多数人参加了共产党。

    为能顺利递交TRUTH，刘仲明与英国友人雍维林密谈，巩天民亲自到法库拜会英国传教士倪斐德博士。连同谭文纶教授，三位英国友人又亲自在李顿面前为“九君子”签字担保。殷殷嘱托，步步惊心，中国共产党在协调国际友人共同完成TRUTH递交过程中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该宣言进一步宣传了共产党的严正立场，给坚持抗战的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鼓舞。4月21日，国联调查团抵达沈阳，“九君子”揭露日军侵华真相的斗争进入更惊险的阶段。

    国联仲裁过后，日伪反攻倒算。1935年10月12日，伪警宪突然闯进巩天民家搜查，写字台上正有份头天收到的“反帝大同盟”文件，巩天民情急之中用胳膊肘将其拐到地面，再用脚踢到乱纸堆里。日伪在同仁医院搜出的英文打字机上有个字母缺角，与被搜出的“反帝大同盟”传单正好吻合，刘仲宜因此被疑为共产党员而惨遭迫害。

    （作者：张洁，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TRUTH史料研究”负责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