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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20日 星期四

    韦卓民:学者的素养

    ——从《韦卓民全集》出版说起

    作者:王世鹏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20日 16版)
    韦卓民(一八八八—一九七六)
    《韦卓民全集》 韦卓民 著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书者说】

        1957年夏天,年近古稀的韦卓民先生从容淡定地为自己作了12年的科研规划。他希望活到100岁,“收徒弟,拿出自己的东西传给后代。”自此数年间,韦卓民以惊人的毅力译成了包括《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在内的有关康德哲学的10部专著,还撰写并翻译了4部有关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著作。

    做大学问须有好根基

        1888年,韦卓民出生于广东省。韦卓民自幼聪颖好学,秉性淳朴,韦父以“卓民”二字为之命名,寄希望他做一个卓尔不群的人。从4岁至40岁,韦卓民主要在各个阶段、各个层次的教与学中度过。除在本乡入塾读经以外,韦卓民还曾专门到澳门学习英文,后又随父到武汉,先后就读于文华书院备馆(中学)和正馆(大学)。其时,韦卓民已表现出对于沟通中西文化的浓厚兴趣。因此,他一方面努力学习英文、了解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按照父亲要求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韦卓民先后游学于美英法德诸国,获得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一经历使他不但将英语“掌握得像母语一样好”,而且还精通了法、德、拉丁等多种语言。扎实的外语功底和自幼养成的较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力,为韦卓民进行中西方宗教、道德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大助力。在此期间,他以英文发表的有关中西文化等方面的论文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就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保存中国文化的方法问题,韦卓民从比较视角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索。他认为,要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就要以开放心态面对文化融合,想方设法使中国文明延续下去。而保存中国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给中国文化一个有价值的激励,使之在新的时期、新的条件下展现自身,发扬光大。

        韦卓民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中的哲学家,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不通时变的迂腐学者,他和当时很多有志于复兴中国文化的学者一样,试图在中西融通、古今汇贯当中找到一条出路。视野大、旨趣大、目标大,是为大学问。韦卓民是少有的立志做大学问,且有能力贯通中西并在哲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多个领域皆有建树的学者。王元化曾这样评价韦卓民,说他“不是那种偏执一隅之解的学者,在学术上仅做一家的功臣……他学贯中西,深知融合古今、触类旁通的重要”。

    成真学者须有好心性

        韦卓民一生治学,其实也可以用“坎坷”两个字形容。除在青少年时代有过一段较为短暂、平静的学习经历外,韦卓民亦需为稻粱谋。1904年,16岁的韦卓民就因为父亲病逝而不得不半工半读。游学欧美期间,更是因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数次提前回国,但是生活的窘迫并没有磨灭韦卓民好学、求学、治学的志向,反而为他磨炼出了成为真学者所必备的良好心性。何谓真学者?担当学者之名,必须有学者之实,而欲成就学者之实,须先磨炼出学者的好心性,没有好心性就没有真学者。

        坎坷的生活为韦卓民磨炼了好心性。1919年,韦卓民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学业通过答辩,获得哲学硕士学位,随后又用一年时间以全优成绩修满博士课程,只因不愿坐等论文答辩时间而放弃学位,提前回国。为生计所迫,没有充足的求学时间,他就提高时效,用一年时间完成数年的工作;在花费一年时间学有所得后,又不愿意为一个博士头衔而浪费时间去等待,甘愿放弃。求实不求名,为事不惜时。

        1929年,41岁的韦卓民回国任重组后的华中大学校长。资金短缺,师资匮乏,举步维艰。在此逆境下,韦卓民对于学者心性的体悟更加完满。他在1931年发表的《中国文化改变中青年应有的态度》中较系统地谈到了个人心性问题,认为它是关于个人一生的大事,不可轻视。一个人要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但这些说得多了,反而会把自己个人忘却了,不知道还有一个个人是需要修养的。因此,大学中的教员和学生应每日拿出四分之一时间加强修养。但这种修养的目的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谋国家和社会的幸福。

        韦卓民虽然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西方哲学方面,尤以康德为重,但他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学者。

    继绝学须有后来人

        1950年以后,韦卓民一面潜心研究,一面专心致力于教学和青年学人的培养。三件广为流传的小事,体现了韦卓民诲人不倦的师者之风。1953年,为了在逻辑学教学中贯彻向苏联学习的要求,他放下架子,认真去听曾跟苏联专家学习过逻辑的青年教师的课,且在花甲之年重新开始学习俄语。韦卓民与王元化是忘年交,20世纪60年代,两人通信讨论黑格尔哲学的故事更是学界前辈先生提携青年才俊的一段佳话。据王元化回忆,韦卓民对后学的指导可谓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对于问题的回复信件往往都在十页纸以上,且字迹工整,几无圈改涂抹之处。1964年前后,人民大学逻辑学教研室的青年教师王方名就几个逻辑学史方面的问题向韦卓民请教,虽素未谋面,但韦卓民立即放下手头工作,认真写出长达数千字的复信。除给出答案外,还列举了各答案之出处,及对各参考书目之点评。韦先生对后学之关怀可见一斑。

        继绝学须有后来人。韦卓民当初所在的华中大学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在继承韦先生遗志、传承学术精神方面,华师学人责无旁贷。2016年7月,经华中师范大学三代学人的共同努力,11卷本的《韦卓民全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韦卓民先生在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逻辑学、教育学、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译著和著述均收录其中。自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至今,时间已经过去24个年头。先哲已逝,唯其精神流传,永励后学。

        (作者:王世鹏,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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