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台阶·舞台

    【周四书话】

    屈指数来，我与《文学评论》的联系头绪繁多，缘分匪浅。梳理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习工作40年，办公室的斜对面就是《文学评论》编辑部，常常与编辑部同人在午饭之后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此是其一；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11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近12年，主持刊物发稿会数十次，此是其二；应编辑部之约，撰写纪念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鲁迅周年纪念的文章，加上其他研究性的长文、短论，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各民族文学到诸子学的论文，计有25篇，此是其三。我学术生涯的重要时段是与《文学评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我成长的摇篮，我前进的台阶，我施展的舞台。

    《文学评论》创刊已经60年，我与它结缘就有40年。长久的缘分中，包含着对前辈筚路蓝缕的感恩。《文学评论》的前身《文学研究》季刊，于1957年3月创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份刊物是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创办的，办刊宗旨是“中外古今，以今为主”，“百家争鸣，保证质量”。在创刊号《编后记》上，就宣布：“将以较大的篇幅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的结果……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以“长期的”“专门的”来限定所刊载的“研究结果”，表达了对刊物质量的呕心沥血的重视。如今，文学研究所主办的这份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顶级学术性刊物，团结了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许多人的代表作、成名作都在此刊亮相，真是中外古今，目不暇接，佳作连篇如云，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好和信任。其中不少上乘之作，至今读来犹觉新鲜、厚重、富有启发力。1959年初，《文学研究》改名为《文学评论》，其间虽然停刊、复刊，名字和旗帜却一直沿用至今而不替。

    还在文学研究所创办之初，何其芳所长就提出，文学研究所的学风是“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进一步的解释是：“谦虚的反面是自满和骄傲，刻苦即是反对不努力，不刻苦。别人对我们有误解，以为我们涣散，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在一定时期就会拿出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实事求是即是马列主义的工作态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它的规律性。学术工作上的主观主义之一是臆测，武断，牵强附会；另一表现为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往文学现象上硬套，即是教条主义。”《文学研究》的创办，体现了这种学风，以文学研究所这种国家队的学术定位，在所内聚集了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专家学者，积学深功，秉持着积极的、科学的进取创新精神，以此团结和带动全国文学学术的深入研究。名刊风采，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这使我们后继者受益尤多。

    说起我和《文学评论》的结缘，还可以前推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那时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内部，重新销售一些古籍和旧版书刊。我在其中淘到了一套五册《文学研究集刊》，盖有“西谛藏书”印章，是郑振铎先生的家藏本。这令人浮想联翩。早在1955年7月，文学研究所（1953年2月22日在北大临湖轩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编制上属北京大学，1956年改属中国科学院）出了32开本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刊登所内一部分研究论文，篇幅上几乎没有限制。该刊基本上半年出一册，接连出了五册，最后一册的出版时间为1957年5月，末一页的《停刊启事》署的时间是1957年1月20日。然后衔接上1957年3月开门办刊的《文学研究》季刊。珠联璧合，真可谓《文学评论》的前身试刊了。这一套五册盖有“西谛藏书”印章的《文学研究集刊》，我一直珍藏，还拿出来参与文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的展览。《文学研究集刊》之名，1964年春文学研究所又决定恢复，专门成立了编辑部。同年7月第一册印行，刊有杨绛先生的《李渔论戏剧结构》和钱锺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这已经是后话了。

    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25篇文章中，留下深刻记忆的有2003年第2期刊出的《解读文学所》。这是五万余字的长文，是我作为所长，为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出版的五卷本《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1953—2003）》所写的序言。我已经提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基建局筹到20万元的出版经费，才使这五卷文选的出版有了着落，敢于着手编纂。我作为后入所的新人，落笔写此文之初，对此浑无用心。幸而发表之前，召集了樊骏先生等几位前辈学者座谈，征求意见，他们在赞扬文稿的同时，帮我推敲语句，弥补了不少疏漏。文选以每位学者最佳的文章为入选标准，故去的学者由集体衡量，健在的学者由自己酌定。樊骏先生希望我选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于是就选了《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一文。当时，我希望长辈学者尽量选早期的文章。但遴选的结果，前30年仅占一卷，后20年却占了四卷。可见，许多优秀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后写出来的。有趣的是，我希望曹道衡先生选文在他的学生刘跃进之前，但曹先生掂量的结果竟然比刘跃进先生的文章晚了两三年，可见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文章不在五六十年代，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编纂这五卷文选，对我的思想冲击极大，启示也极多，是对我的思想认识的一种磨炼。

    我在《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发表的《当今小说的风度和发展前景——与当代小说家一次冒昧的对话》一文，是改革开放十周年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与缺陷的学术检阅。其时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觉得改革开放十年，中国小说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时期。但我提出，这十年是中短篇小说的十年，按照现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下一个十年将是长篇小说的十年，这十年的短板和缺陷将在新的十年中得到补偿。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证明我之所言不虚。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几篇作家论，包括张恨水、萧乾、路翎、刘以鬯。1992年第2期刊发《萧乾的小说艺术》后，我收到萧乾先生的来信，称对我文章的重视“超过了1979年给我的改正通知，您是真正的文学史家”，他还称我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是“一部旷世奇书”。1993年第3期发表的《刘以鬯小说艺术综论》，受到刘以鬯先生的高度重视，作为他选集的附录，被认为是香港文学研究的新收获。1995年第5期发表的《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被张恨水研究会推选为“研究张恨水最好的论文”。研究会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年会，但我由于兴趣已经转向古典文学，并没有与会，这是非常抱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是在我2003年做英国剑桥大学客座教授时发表的一篇讲演稿基础上综合而成的，这篇文章打开了文学民族学、文学地理学的窗户。其后出自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学术担当，我转治先秦诸子学，以期对中国学术智慧进行返本还原的一竿子到底的清理，于是2009年以后就陆续发表了《庄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老子还原》等论文。2016年第2期发表的《〈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引起较多的注意，被认为是“《论语》研究中的新发现”。还有一篇《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刊发在《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算是我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提纲挈领的文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继我之后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陆建德先生和刘跃进先生，高度关注和赞赏我在经学、诸子学研究方面的点滴进展，这也成了鞭策我自己不可懈怠，而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动力。他们多次出席我的新著出版座谈会，发表了热情的充满真知灼见的讲话。国家图书馆的博士后学人为我的著述校勘引文，作出规范的注解，也对我的学术起了促进作用。平心而论，我的许多学术成果，都凝聚着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这是令我永志不忘的动力源泉。

    （作者：杨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