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传统要有公共情怀

    近代的文化巨擘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意味着对待学术文化问题，要抛弃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偏狭性立场，转而抱以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种个性化样态，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与地域性特征，但也包含着人类文明中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因素。这种公共性，既是时间意义上的超越古今，也是空间意义上的沟通中西，还是不同流派间的破除门槛。具体来说，在公共性情怀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清末以来，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覆巢之下，中国文化也同样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的有识之士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层面对中国传统做了全面的反思，及至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形成了与传统文化做全面割断的激进判断。这种激进判断，导致了社会上一度出现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这种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性的认知之流风余韵至今未消。诚然，中国要走向现代，确实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深刻的反思，但是，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文化不是全面移植某种现代化、某种异质文化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应该生长在既有的传统之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法回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无法割断几千年传统对于现代及未来生活的深刻影响。传统文化构成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源，当然，对于现代文化来说，这一资源既有积极意义，有时也有消极意义。我们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积极意义的举证，与对于传统文化消极意义的举证，将会是一样多；纠缠于积极与消极的论辩，将陷入庄子所说的若我互胜、莫辨是非的境地。即使如此，有一点还是可以明确的，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所面对的都是人类生活，无论古今，文化都是人类生活的创造物，在这一点上，古今是公共的。既然人类生活具有延续性，那么人类文化就具有延续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共同面对的是延续不断的人类生活，人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一切因素，古人思考过，今人也要思考。就人性能力来说，古人和今人大致相同，因此，古今文化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其深度和广度往往不相上下。比如说，孟子要思考“孺子入井”的问题，今人也要同样面对“小悦悦被碾压无人施救”的问题，今天的伦理思考不见得比孟子的时代更为深入。因此，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反思传统文化，要具有“古今一也”的公共情怀。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既要辨“异”，也要认“同”。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关于这二者的关系，我们往往称为中西问题，同样的，对于中西问题，我们既要辨“异”，也要认“同”。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意义，不是哪个民族可以得而私之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不同民族的发展展现了不同的特色，然而这种差异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表现方式的差异。举例来说，中国人在对待家庭的态度上，具体说对于父母的态度，可能会与西方人有所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只是表现方式的不同，究其本质而言，只要是人，都要认真面对血亲伦理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人类是具有一致性的。从人类的一致性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表现各异，但是从根本上而言，所面对的问题具有公共性、共通性，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普遍问题，可借用朱熹曾使用的佛教“月印万川”之喻：共同之月散在江河湖海，各处的江河湖海虽形态各异，但反映的是同一轮月亮。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时，我们往往过于强调中西之别，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实际上，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背后，一样能找到人类共通的东西，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我们要以公共性情怀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要具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普遍性意识。

    三是儒家文化与其他诸子百家文化的关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近年来，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对儒家文化的宣传和推广作了很多贡献和成绩，这对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复兴当然是好事。但是，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国哲学和思想的轴心突破以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子蜂起，各竞风流，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思路、设计了不同的理想状态。从根本上说，诸子思想虽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但是诸子思想中对人性的不同审视、对社会的不同判断以及各自独特的致思路径，是儒家一派所不能全然代表的。先秦诸子之后，儒家取得了一定的尊崇地位，但是也没有独占思想领域，而是逐渐出现了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局面。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董仲舒）的国家意志战略，但是毕竟没有完全实现。儒家虽然从政治上独尊，但是在民间生活中，佛道思想还是有着大量的空间能得以发展，甚至很多时候国家对于佛道文化也大力扶持。就此而言，今天人们回头看传统文化，就不能仅仅看到儒家文化，而是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丰富多样性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家各派在竞争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变化，以此促进生命力的旺盛发展。弘扬传统文化，应该正视这种丰富多样性，以一种公共性的情怀看待传统文化，而不是用一家一派的立场去过分强调判教、站队，甚至给人们造成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只是儒家一家独大的刻板印象。

    文化上的公共性情怀，强调古今之间的延续性，强调中西之间的共通性，主张容纳多元文化、宽容异质文化，主张文化的多样性。落实这种公共性情怀，我们要用一种公共性的姿态弥合古今之间、中西之间、儒家与其他派别之间的差异，在研究和传播思想文化的时候，不仅要注意辨“异”，还要注意求“同”。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6JZD007］子课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国际借鉴和世界情怀研究”成果；作者：朱承，系上海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