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言知识的兴起

    传统知识论是一种个体知识论，它把知识看作是个人仅凭借自身的认识能力而获得的，表现为认识主体孤立的心灵运作。在当代知识论的研究中，越来越关注超越个体的、从他人那里获得的间接知识。这是因为在实际中，我们的知识大多并非总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方式获得，而往往通过他人的言辞间接获知。当代知识论把这种间接获得的知识称为证言知识（哲学知识论对证言的理解非常广泛，不限于法律领域，意指源自他人言辞的消息或信息）。证言知识的兴起是知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进步，从知识的个体性到社会性的上升，体现了对知识本性理解的深化。

    证言知识要成为可能，就必须被置于经验论的背景中。个人经验有限且每个个体都具备同等形成经验的能力，使人们建立了对他人经验的依赖，在知识上承认相信他人的合理性，于是证言知识具备可能性。但在哲学史上，证言知识却被大多数哲学家排除，它之所以能演变为当代知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二是现实状况的要求。前者是知识经验化的必然逻辑结果；后者是实际生活状况引发的结果。

一

    就理论而言，在传统西方主流哲学中，理性主义是主要特征，在认识论或知识论中表现为知识是理性的专利，而感性或经验（除近代英国经验论外）往往是不可靠的意见，它至多为认识提供某种诱导。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对“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的区分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现。柏拉图更是把这种区分发挥到极致，他对“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的划分彻底把感觉经验排除在知识之外，求知不过是个人的“回忆”，知识作为普遍的理念仅与人的理性相关。笛卡尔更加强调理性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以“我思”或“自我”作为认识的起点，通过思维一系列理性的逻辑演绎而导出知识。也就是说，知识在笛卡尔那里只是孤立心灵独自进行理性演绎的结果，与经验并无直接关联。可见，在理性主义知识论中，证言不可能得到重视；证言要得到重视，就必须置于经验主义的土壤中。

    在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少数专门讨论证言的哲学家都是近代英国的经验论者，如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洛克把“证言视为支持知识的证据”。休谟说：“对人们的生活而言，我们可以观察到，任何推论都不及由来自他人的证言、来自目击者和旁观者的报告更为平常、更为有用，甚至更为必要。”生活于18世纪的苏格兰经验常识派哲学家托马斯·里德，明确肯定证言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知识来源。他说，“人类的知识对象是数不尽的，但把知识传递给心灵的渠道少之又少。在这些渠道中，感官带来的对外物事物的知觉，和我们通过人类证言所得到的信息都非常重要”。尽管看到了证言对人类知识的重要性，但由于处在弘扬理性权威、强调个人独立性的启蒙时代大背景下，几位经验论哲学家关于证言的讨论并未在之后得到重视和发展。

    近代科学的兴起离不开英国经验论，而经验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深受科学的影响。这一点体现于现代经验论哲学中，在分析哲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自近代以来，科学取得了无数令人瞩目的成就并深刻影响着社会方方面面，反映在哲学知识论上表现为：科学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认识范式促使哲学思考不得不回到经验上来；科学研究往往是团队协作，这迫使哲学对传统个体主义认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此背景下，证言知识兴起具备了条件，因而在当代知识论中，证言知识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之一。

二

    就现实状况而言，证言的兴起和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前工业社会，人们采取较低级、较原始的农耕方式进行生产，社会生产力低下，不少普通民众的生活停留在满足温饱的求生阶段。这样一来，从知识方面看，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物质条件，民众普遍无法接受教育，大多数民众知识和文化水平非常低下，因而理性思维能力不足，更容易凭感觉直观对事情进行判断、断言，这通常被社会上层知识精英视为愚蠢和不可信赖；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中，上层知识精英非常有限，著作数量非常有限，加之落后的印刷术和不便捷的交通，可供流通和可供阅读的书籍非常稀缺，这种环境导致知识分子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和探索，较少借鉴和参考他人成果。两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哲学家关于认识活动的思考，很容易导致其夸大个人理性的认识作用，陷入认识的个体主义和对他人证言的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主要体现为知识上的，而非其他所有方面），证言在知识上的作用也就不可能被发现。此外，古代社会普遍流行的各种巫术、神话和原始宗教，对世界作出超验的神秘解释，间接影响着哲学家的思考，使得哲学家们更愿意相信求知是一种非经验的个体行为。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急剧提升，人们已不再仅仅停留在求生阶段，学习和接受教育成为普遍需求，社会也能够非常容易地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物质条件。如此，知识不再是一种特权，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获得知识，人们普遍处于一种知识上平等的地位，每个人皆不同程度地具备写作和说教的能力。由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在知识上不再是有文化者和文盲的关系，那么在知识上信赖他人就成为可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相关技术在社会中的普及，这种可能不断地被变为现实。而今，无数书报传递着、分享着大量不同作者的不同知识和信息。除此之外，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和知识的分享变得极其迅速和便捷。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得他想要的知识和信息。当代社会已不像古代那样缺乏信息和知识的分享，而呈现出信息的泛滥和知识的爆炸。在这样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哲学知识论就不能不考虑来自他人的间接经验和知识，因为任何哲学思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它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证言知识的哲学讨论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证言知识论中最重要的一些书籍和文章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这一时间与互联网技术逐渐普及的时间相吻合，直观体现了现实状况对证言知识兴起的作用。在当代知识论中，一个想要全面考察知识本性的哲学家，如果忽视了证言问题，那么这个考察是失败的，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总之，证言知识的兴起既是知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对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思。对证言知识论的研究，将为我们理解知识的本性以及在现实中处理纷繁复杂的证言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作者：孟峰，单位：厦门大学）